代写书信人的文墨，整起那些鸡毛蒜皮的老百姓家书就轻驾熟，代写书信的人不光具备一定的文字功底，还得思路清晰拿捏要领。在电话没有普及，网络也没影儿的时代，而“代写书信”则成了中介的角色，成为信息转换的一个平台。随着时代的变迁教育的普及，科技的进步，代写书信难觅踪影，而如今纸质书信已是难得一见了，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代写书信行业悄然退场，已成为一个消失的老行当。
老宝应城不大，大新桥四岔路口东南角上的邮局离我家不远，我小时候经常和几个小伙在邮局门口一起玩弹球拍洋画，常常看到邮局大门口有位看上去像先生，带着眼镜静静地看书，就是那种很旧的蓝皮线装书。
宝应城人基本上都知道，这位先生名叫鲍立斋，除雨雪天外，他每天在此设摊，一桌二櫈。桌面上有一“书信代写处”木牌，一瓶墨水，两枝笔插在笔筒内，一根厚实杂木尺作压纸之用。鲍立斋岁月风霜染了双鬓，一手楷书字体足显书法底蕴，一副眼镜架在瘦削鼻梁上。鲍立斋代笔方式分两种，一种是客人具备口头表达能力，由客人口述，他一句不误地照录；另一种客户基本不具备准确叙事能力，客人唠叨出想要传达的意思，组织文字全凭他的“捉刀”。他喜欢套用尺牍中半文不白的谦辞，如开头是“敬启者，见字如面”，结尾则是“余容后禀，善自珍摄”等，千篇一律，每封信都用得上。信写完，他把全文读给顾客听，客人听出遗漏的内容，可以要求逐一添上，有求必应。其收益不过蝇头小利。
过去，虽然经过了扫盲运动，但仍有许多人是文盲，尤其是中老年女性，那真是大字不识一个，所以这些女性是鲍立斋的最大客源。每当顾客来了他便让客人坐在櫈子上，近距离的直面相对而坐，边问边写有点促膝相谈的意思。人家口述，他耐心倾听，温和询问，归纳精练，化繁为简，适时解劝，言语宽慰，晓之以理，写完之后再和声细语的口述一遍让人家听清内容。如无任何问题在信封上写上收信人的名字和地址，交给人家后收取一份薄礼。
代写书信人的文墨，整起那些鸡毛蒜皮的老百姓家书就轻驾熟，代写书信的人不光具备一定的文字功底，还得思路清晰拿捏要领。什么三亲六眷，家长里短鸡零狗碎的一大堆琐事，都要理顺搞清。来写信的人，几乎都是目不识丁的“睁眼瞎”，特别是那些年纪大的常常是唠唠叨叨绕来绕去半天也未能把事情缘由、主次说清楚，还得靠代写书信人耐心倾听梳理后再用文字表达清楚。要说那润笔的劳务费是低廉的，当时代写一封信收费二角钱，其中包括八分钱是邮票钱(邮资在那时外埠八分、本市四分)，两分钱用于买信笺信封，净赚一角钱，生意好时每天可写六、七封，要指望这来养家糊口可有点勉强也只能贴补贴补家用，但代写书信这一行总比在家糊火柴盒、拣猪鬃等外加工要擅长许多，否则就不会天天苦守摊子了。
在电话没有普及，网络也没影儿的时代，而“代写书信”则成了中介的角色，成为信息转换的一个平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尤其是为那些在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期间，不少人因缺吃挨饿不得已向在外的亲友求援，急需寄些钱和粮票来解燃眉之急；以及家人病危盼亲人速归等代写的书信都是至关重要的。另外还有请亲朋好友、同乡熟人顺道捎口信或打长途、发电报等方式，不过前者过于简单，具体情况又说不清楚，有时准确性也存疑，后者不但贵得让老百姓消费不起，发电报按字数（一个字三分钱，连对方的地址都得计价），而且操作起来极为不便，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十万火急一般不会打长途、发电报。还是书信来往来得亲切可信。
写信在那个年代是一种时髦，也是一种有感情、有寄托的标志，是游子与家乡亲人之间的感情连线。书信，是让彼此了解心灵的物件，让多少人感受到亲人悲欢。而对于那些深爱自己亲人的人来说，认识起码的常用字，看到亲人的心灵，对亲人来说太重要了。那时识字的人毕竟很少，在稍微大点的县城里，都会出现“代写书信”的先生。说起来代客写信的人也算是文化人，有的肚子里墨水并不浅。代写书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行当，曾是红火一时的行业。代写书信的是中国社会发展和通讯方式的一个活化石，一封书信承载的意义和衔接的情感，未经历过的人也许真的难以体会。
如今，互联网等高新技术的出现使书信处于衰落，电话短信、微信、QQ等更为便捷、直接的现代化方式，使得人们越来越不愿意去使用书信的联络方式，邮票也逐渐变得陌生，电报也退出了历史舞台。随着时代的变迁教育的普及，科技的进步，代写书信难觅踪影，而如今纸质书信已是难得一见了，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代写书信行业悄然退场，已成为一个消失的老行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