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1月中旬，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已经退至赣江以东的新淦，崇仁、南城、南丰、吉水等地，并做好了破敌部署。随后，他指挥三军团渡过赣江，将营地驻扎在离总前委驻地黄陂仅七八个公里的小布。这时候，毛主席向彭德怀表示感谢，彭德怀也向毛主席做起了检讨来。虽说袁文才、王佐二人之死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与“土、客籍之争”有关，但也有一部分是他们咎由自取，但他们是死于朱昌楷和彭德怀的决策也是不争的事实。
老覃在昨天写了《1930年，毛主席的高超才能折服了彭德怀，陈毅却悲叹：霉运将至矣》一文，讲的是：1930年，毛主席在李立三疯狂推出“立三路线”期间，根据实际情况机动用兵，巧妙地避免了“左”倾冒险主义可能造成的损失，还将红军队伍由原来的三万多人扩大到了五万多人，为接下来的第一次反“围剿”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个第一次反“围剿”战争是蒋介石在1930年10月23日发起的。该日，他指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另外指令第18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调集了共11个师又3个旅的兵力，采取“分进合击，猛进猛打”的作战方针，分三路并进，企图将红军主力压缩至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地区“聚而歼之”。
毛主席在“罗坊会议”上制定了“放开两手，诱敌深入”的应对之策，准备把敌人引入根据地的腹心区域，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将敌人陷入人民群众战争的海洋中，然后 “聚而歼之”。
为此，毛主席在撤军之时，让战士们沿路故意丢弃无数烂草鞋、破衣裳、破斗笠，还设上一些番号多不胜数的路标，装成仓皇逃跑的样子，迷惑和引诱敌人。
到了11月中旬，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已经退至赣江以东的新淦，崇仁、南城、南丰、吉水等地，并做好了破敌部署。
老覃在前年还写过《三军团截获一封密谋杀彭德怀的信，落款人是毛主席，彭总说：假的》一文中，文中提到，当时，江西省行动委员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方针，说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逃跑路线，极力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甚至喊出了“打到南昌去”的口号。
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很多将士都自平江、浏阳与阳新、大冶，有一部分指战员的思想上还保留有地方观念，不愿意渡过赣江，主张在赣江以西阻击敌人。
当时，三军团就驻扎在于都的东山坝。
有些人就私下议论，要与一军团分开，夹江而阵，各发展各的根据地。
彭德怀自从二打长沙失利以后，折服于毛主席的深谋远略。他非常严肃地批评了对过江持有异议的同志，说：“有意见等过了江再讨论，行动必须严格执行，不能说出分裂红军的怪话。”
然而，1930年12月15日晚上半夜时分，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拿来了一封信以及一份《告同志和民众书》，说是一个青年送来的，神色凝重地交给彭德怀。
彭德怀先看那份《告同志和民众书》。
这份《告同志和民众书》开头的两句话就让他倒吸了一口凉气。
那两句话写的是：“党内大难到了！”“彭德怀叛变投敌！”
这，是怎么回事？
他心存狐疑，一目十行地看了《告同志和民众书》。
再去看信。
信封和信纸上所呈现的都是毛主席那矫健如游龙的独特字体，但信的收信人是古柏。
古柏是江西寻乌县塘背村人，其于1928年3月25日领导了寻乌农民起义；后来在1929年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一纵队，任政治委员； 1930年5月，被毛主席调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第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实际上就是毛主席的秘书。
也就是说，这封信应该是毛主席写给他的秘书古柏的。
信中写的内容和《告同志和民众书》是一样的，指称“彭德怀叛变投敌”，要求古柏“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滕……已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
彭德怀深感到问题严重，对周高潮说：“叫送信的人进来，我有话问他。”
“好的。”周高潮迅捷地答，转身走了出去。
但是，过了好久，周高潮都没有把送信人带回来。
当时，已经是午夜时分了。
过了大概四十分钟，周高潮才满头大汗地回来向彭德怀报告，说：“送信人已走了，怎么找也找不到了。”
彭德怀大感古怪，心想：这封信事关重大，这个送信人怎么误送到了我这里？而且也不索要回信，也不要打收条，其中必有蹊跷！
数十年后，彭德怀在《彭德怀自述》中写：“毛泽东同志写信，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字和阿拉伯字”，根据这一点，他从信末标注日期的阿拉伯数字判断出这封信是反动派企图挑拨革命阵营内部团结的伪造信。
周高潮拿信来给彭德怀看之前，三军团很多指战员都已经知道了信的内容，群情激愤，议论纷纷。
为了稳定军心，彭德怀在第二天一早就写下了一个简短的《红三军团宣言》，声明“坚决拥护毛泽东、拥护总前委的领导”，然后紧急召开了三军团前委会议，指出那封“毛泽东写给古柏”的信和那份《告同志和民众书》是反动派为了施行离间计伪造出来的。
随后，他指挥三军团渡过赣江，将营地驻扎在离总前委驻地黄陂仅七八个公里的小布。
安顿好队伍，他又亲自前往黄陂，把毛主席请到小布，给三军团的干部讲话。
毛主席读了彭德怀送来的那两份伪造文件，对彭德怀的处置方式大为感激，他紧紧地握住彭德怀的手，一字一句地说：“疾风知劲草，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毛主席到了小布，给三军团的干部讲了话，迅速化解了“伪信”所引发的危机。
毛主席从此对彭德怀心怀感激。
1965年9月23日，毛主席与彭德怀谈话时，还特别提到这件事，称赞“这件事处理得好”。
话又说回来，其实，自从1929年4月15日毛主席和彭德怀在瑞金分别之后，虽说在1930年9月一起合兵攻打过长沙，但见面的机会并不多，而且，军情紧急，也没怎么顾得上说话。
这时候，毛主席向彭德怀表示感谢，彭德怀也向毛主席做起了检讨来。
彭德怀检讨什么呢？
老覃在前年写的《毛主席为保护“井冈双雄”费尽心机，袁文才却擅离部队埋下了祸患》一文中详细讲述了“井冈双雄”袁文才、王佐双双殒命的过程。
虽说袁文才、王佐二人之死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与“土、客籍之争”有关，但也有一部分是他们咎由自取，但他们是死于朱昌楷和彭德怀的决策也是不争的事实。
彭德怀在事后知道自己“杀错人了”，而袁文才、王佐又是毛主席千辛万苦费尽心血培养出来的红军干部，越加心怀愧疚，因此向毛主席做起了检讨来。
毛主席听了彭德怀的检讨，回思袁文才、王佐两人曾在自己鞍前马后操劳，对自己忠心耿耿，不由内心滴血，颤抖着声音说：“当初讨论‘六大’文件时，不让他们参加就没事了。”
毛主席有情有义，1965年，他在重上井冈山时，还专门看望了袁文才、王佐的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