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魏国迁都的具体年份，因不同史籍记载各异，历来争议不断，迄今未有定论。他进而指出，《竹书纪年》中魏惠王迁都大梁“六年”说难以成立。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则不赞同该说，他们根据“魏国行建寅，采用夏历”推算，认为“魏惠王九年四月朔为己未，此月有甲子、甲戌、甲申而无甲寅”，排除“九年说”。此处“伐梁西鄙”，即指“侵犯魏国的西部地区”。
战国前期，魏国原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禹王城）。魏惠王在位期间（前369—前319），迁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西北）。关于魏国迁都的具体年份，因不同史籍记载各异，历来争议不断，迄今未有定论。
魏惠王六年（前364）说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引《纪年》曰：“梁惠成王六年四月甲寅，徙都于大梁。”唐代颜师古注《汉书·高帝纪》引西晋臣瓒语曰：“《汲郡古文》云：惠王之六年，自安邑迁于大梁。”历代多沿袭此说，流传时间较长。宋代罗泌《路史·国名纪》云：“魏惠王六年，自安邑徙大梁，遂曰梁”；清人徐文靖《竹书统笺》卷首上，“孙奭《孟子》疏曰：《汲冢纪年》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今据竹书是六年”，皆同意该说。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指出，“魏惠王六年夏正四月朔日为丙午，九日甲寅，与《水经注》所引《纪年》‘迁都条’的年月日相合”，肯定“六年说”无误。屈春山主编《开封》（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沿用此说，认为“魏惠王六年（前364）将国都从山西安邑移此，扩建城池，仍袭名大梁。开封作为城市的可考历史即从此时开始”。陈昌远《魏国徙都大梁时间及其经济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4期）认为“梁惠王迁都一定在十九年以前”，并结合七年“邦司寇”所作青铜矛“司寇”字形相同，证实“梁惠王迁都必在六年”。李玉洁《魏国史》（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亦同意此说，认为“魏惠王六年迁都大梁之说符合历史实际”。
徐勇《魏惠王的纪年质疑》（《史学月刊》1986年第3期）则质疑此说，认为“魏惠王八年之前，魏国在战国诸侯中处于首强地位，而迁都属大事，一般发生在某种原因迫使之下，魏惠王继位仅六年不会无故将都城迁至千里之外的大梁”。他进而指出，《竹书纪年》中魏惠王迁都大梁“六年”说难以成立。
魏惠王九年（前361）说
南朝宋裴骃集解《史记·魏世家》“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时，引《汲冢纪年》云：“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北宋学者孙奭疏《孟子》卷一上《梁惠王章句上》时，引《汲冢纪年》“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也采用这一说法。
徐中舒、何孝达《战国初期魏齐的争霸及列国间合纵连横的开始》（《四川大学学报》1956年第2期）赞同“九年说”，认为“安邑不但不便控制东方诸侯，且不便统治东方地区”，魏国遂于公元前361年迁都大梁。李长傅《开封历史地理》（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强调，“公元前4世纪中叶，魏国既想要控制中原，又要避秦国的武力威胁，魏惠王九年（前361）从山西安邑迁到新里城附近，命名大梁”。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论证与考订《纪年》和《史记》中所载魏惠王时代之事，指出“魏惠王元年应在周烈王七年，即公元前369年。《史记》中魏惠王纪年则误上一年”，并分析魏国在都城安邑的不利形势，从而认为“公元前361年魏惠王就迁都大梁了”。朱学西等《中国历史大事编年》（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亦同意此说，“魏自安邑徙大梁。此事……从九年说，从此魏亦称梁。自此，魏摆脱秦、韩、赵包围，向中原发展”。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则不赞同该说，他们根据“魏国行建寅，采用夏历”推算，认为“魏惠王九年四月朔为己未，此月有甲子、甲戌、甲申而无甲寅”，排除“九年说”。徐勇《魏惠王的纪年质疑》从迁都的方向和距离分析，“迁都是避秦之锋芒，但魏惠王九年时，秦国还未经商鞅变法，国力不强，无锋芒可避”。因此，《竹书纪年》中“九年迁都”说存在难以解释的矛盾。
魏惠王十八年（前352）说
吴汝煜《关于魏国徙都大梁时间》（《文史》1983年第19辑）从两处论证，一是“魏国徙都大梁的时间应该从秦、魏两国的关系和力量消长来考察”，二是“古书靠抄写流传，六与十八字形近误，六年可能为十八年之误”，诸如“《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及《六国年表》所载齐桓公在位年数均作六年，但《竹书纪年》却记十八年”，据此魏徙大梁可确定为“魏惠王十八年”。
刘心健《魏惠王“畏秦”迁都大梁质疑》（《史学月刊》1992年第4期）不同意该说，认为“吴汝煜的论证只能说明《史记》中的偶然失误，肯定《竹书纪年》所记之正确。若把此偶然失误扩大看成为一般的必然规律，再用来推论《竹书纪年》中魏惠王迁都中六年之六也一定是把十八误写为六，并以此作为自己提出的惠王十八年迁都之佐证”。
魏惠王二十九年（前341）说
唐代司马贞注释《史记·商君列传》“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时，引《纪年》曰：“梁惠王二十九年，秦卫鞅伐梁西鄙，则徙大梁在惠王之二十九年也。”即肯定“二十九年说”。
王学理《魏徙大梁与秦陷安邑》（《文博》1984年第3期）反对此说，认为这属于“望文生义的猜测”，因为梁惠王二十九年“秦卫鞅伐梁西鄙”，在这里并未明载迁都一事，而且“鄙”的本意是同西周以来诸侯国家的乡遂制度相关，“国”则指国都，包括国都附近的“乡”，乡以外的地区统称为“遂”，也称“鄙”或“野”。此处“伐梁西鄙”，即指“侵犯魏国的西部地区”。若认为某国一旦被伐某鄙就要迁都，那么《史记·魏世家》中“二十九年五月，齐田朌伐我东鄙。九月，秦卫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郸伐我北鄙”，魏国岂非成了不胜其徙的流亡政府？崔恒升《魏迁都大梁年代考订》（《文献》1996年第3期）亦不支持此说，他考释出土的梁廿七年鼎、梁廿七年方鼎、梁十九年鼎等所载之年代，认为“三器纪年皆称‘梁’和‘大梁’，必为迁都大梁后所造”，以证“二十九年”和“三十一年”说法之误。
魏惠王三十一年（前339）说
《史记·魏世家》云：“（魏惠王）三十一年，秦、赵、齐共伐我……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资治通鉴·周纪二》“周显王二十九年”条采纳此说，载“魏惠王恐，使使献河西之地于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即指“避秦”或“畏秦”。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同意该说，认为“商鞅大破魏军，魏惠王弃安邑迁都大梁。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牛建强《战国时期魏都迁梁年代考辨》（《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从“司马迁和《史记》的角度”与“剖析古本《竹书纪年》”比较分析，认为“古本《竹书纪年》中的魏惠王六年说和《史记·魏世家》中的三十一年说相对有据”。整体比较，《纪年》中“六年说”记载存疑较大，而“三十一年说”即便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但更贴近实际。
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三十六（艺文印书馆1977年版）则认为，“魏之徙都不必因秦虏太子，东地至河，近安邑始迁也。《世家》谓襄王五年始于秦河西之地，七年始尽入上郡于秦，是惠王三十一年前秦地未尝东至河矣”。同样，清人朱右曾《竹书纪年存真》曰：“惠王之徙者，非畏秦也，欲与韩、赵、齐、楚争强也。安邑迫于中条太行之险，不如大梁平坦，四方所走，集车骑便利，易与诸侯争衡。”可知，他们并不认同《史记·魏世家》中“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的“畏秦”说，指出徙都是为谋发展，即不支持魏惠王三十一年说。近人陈昌远《历史地理与中国古代史研究》（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认为“魏迁都主要是出于争霸需要，‘避秦’说实难成立，而其它十八年说、二十九年说、三十一年说均为错误”，肯定“六年说”确凿无疑。
综上所述，由于历代文献记载差异，学界对魏国迁都大梁的年代众说纷纭。其中，魏惠王六年说最为流行，但要成为不争之论，有待考古资料的进一步发掘与证实。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严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