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滩，是一个距昆明城区约50公里的小山村。据民政部2021年5月公布的数据，我国孤儿总数19万人。27岁的盘站华，如今也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有一个两岁的儿子。1个妈、21年、31个娃4月1日，天冷了，阿瑕中午把小便解在床上。4月9日，阿瑕早上梳头时会主动递头绳。自2001年以来，曹丽琼家已经累计收养了31个孤残儿童，是全村寄养孤残儿童最多的家庭之一。当晚报警后，曹丽琼一整
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 7月8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云南，一个村庄的寄养之爱——在福利院安排下，昆明王家滩村22年养育1560多名孤残儿童》的报道。
王家滩，是一个距昆明城区约50公里的小山村。22年来，作为昆明孤残儿童寄养试点村之一，这个仅有1300多人的村庄，共养育了1560多名孤残儿童。一家又一家的“寄养爸妈”，把爱与牵挂，献给了这些遭受离散创伤的孩子。
据民政部2021年5月公布的数据，我国孤儿总数19万人。养育孤儿是福利院的重要职责，开展家庭寄养可以减轻福利院的压力，更重要的是，让孤残儿童更有家的感觉。
“女孩，约五六岁，口齿不清，在盘龙区的火车站被发现……”
昆明市儿童福利院一份尘封的档案里，这样记录着一名孤儿的身世。福利院给她取了一个名字——盘站华。
到福利院不久，小女孩的命运就出现转机。她在福利院老师陪伴下，来到一个小山村。刚下车，一位留着齐刘海、笑容如阳光般温暖的陌生阿姨，把她紧紧抱在怀里，对她说：“以后，我就是你的妈妈了。”
这一幕，成为盘站华儿时记忆的起点。2001年6月13日，这个在火车站与家人走散的小女孩，重新有了一个家。
27岁的盘站华，如今也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有一个两岁的儿子。“没有爸妈，就没有今天的我。”她说，“我和爸妈、哥哥、妹妹都是A型血。好像冥冥之中注定，我们就是一家人。”
盘站华的“家乡”，安宁市王家滩村，是一个距离昆明城区约50公里、淳朴恬静的小山村。2000年以来，作为昆明孤残儿童寄养试点村之一，这座仅有1300多人的小村庄已养育1560多名孤残儿童，不少村民家累计寄养孤儿达二三十个。
时光如梭。曾经年富力强的“爸爸”“妈妈”们如今已双鬓斑白，他们把一生最好的时光，献给了曾遭受离散创伤的孤残儿童，为孩子们撑起了温暖的家……
“那一刻我打定主意，给这些娃娃一个家”
王家滩寄养孤残儿童，始于22年前的一个偶然。
2000年11月的一天，在听自己的好友、时任安宁市草铺镇党委书记张富强说，镇上有个村子山清水秀、民风淳朴，很适合开展孤残儿童寄养后，时任昆明市儿童福利院党总支书记曹国正迫不及待地赶到王家滩。
刚到村里，曹国正便开门见山，询问能不能在村里试点孤残儿童寄养，负责接待的村委会原副主任、现村党总支书记王炳能一头雾水。
“寄养是个什么意思？”王炳能纳闷。听完福利院干部详细介绍后他才明白，寄养就是把福利院的孩子送到农村家庭，由村民负责养育，福利院向村民支付孤儿的生活费。
“刚开始我还以为他是骗子，把孩子丢下不管怎么办？”王炳能说。在得知一名孤儿一个月生活费仅216元、村民劳务费只有100元后，他更觉得这事干不成。
王家滩虽不算富裕，但因邻近工业园区，附近有很多工厂，当时村民打两天小工也有100元。“谁会愿意干这事？”王炳能一口回绝。
但对儿童福利院来说，尽快找到一个愿意接收孤残儿童的村子却十分迫切。昆明市儿童福利院寄养科科长吴发顺回忆说，那时昆明市儿童福利院的孤儿最多曾达七八百个，工作压力巨大。
“福利院一个班有二三十个孩子，老师才五六个，没法做到一对一照顾。”吴发顺说，他和同事还经常要作为“家长”去学校开家长会。因为同一所学校里孩子太多，吴发顺经常在一个班里坐几分钟，又得赶紧跑去另外一个班，一天要参加十几个孩子的家长会。
“当时我才二十出头，开家长会时老师还问我，你是哥哥还是爸爸，搞得我和孩子都很尴尬。”吴发顺说，福利院的孩子大多很敏感，因为没有父母，在老师、同学面前会很自卑。
2000年，民政部提出，要使家庭寄养成为儿童福利事业社会化的重要途径。“随后，我们便开始寻找适合做家庭寄养的村子。”吴发顺说，家庭寄养可以减轻福利院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对孩子来说有没有家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农村因为住房宽裕、劳动力充足，比城市更适合开展寄养。
第一次被拒绝后，福利院干部又接连到王家滩考察好几次，还请来镇党委书记张富强劝说王炳能。
“这是积德行善的好事，希望你们村能把这个事扛起来。”张富强说。
王炳能只好硬着头皮，答应试一试。
他在村里接连问了十几家，果不其然，村民有和他一样的顾虑。
“福利院是不是想甩包袱？”
“如果分到残疾娃娃，我们有能力照顾吗？”
实在没办法，王炳能只能找自家亲戚、村里的党员做工作。最终，只有6家人答应先去福利院看看再做决定，其中还包括他的妻子、父母。
廖学仙是王家滩最早参与寄养的6位妈妈之一。当时，她46岁，儿女都已长大成家，和丈夫正好有些余力，便想着可以试试参与寄养。但她也很担心，家里本就不宽裕，福利院会不会把孩子丢下不管。
第一次到福利院，廖学仙一边参观，一边听老师讲一个个孤残儿童的身世，忍不住抹起眼泪。
在听福利院老师说每周都会来村里看孩子、给村民做培训后，廖学仙开始相信，福利院不是甩包袱，而是真心想和村民一起做好事。
“村里人都说我胆子大。”同样是第一批寄养妈妈的邓自英说，她在福利院参观时，本来心里一点儿底都没有，但刚走进房间，就有一个约四五岁的小男孩，大大的眼睛望着她，一直拉着她的手不肯放，正是这一瞬间让她鼓起了勇气。
“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邓自英说，“那一刻我就打定主意，不管多难，也要给这些娃娃一个家。”
就这样，在2000年底，第一批12名孤残儿童来到了王家滩。
王炳能说，第一批孤残儿童来到村里后，寄养父母都把他们当自己的亲生子女一样抚养。父母每天带着他们出去串门，逢年过节亲戚聚会时，也会带着这些孤儿一起去。
“大家发现，这些孤残儿童和自己的孩子没什么两样。有的娃娃还非常聪明伶俐，招人喜欢。”王炳能说，村民们打消顾虑后，报名参与孤残儿童寄养的家庭越来越多。很快，村里又来了第二批、第三批孩子……
1个妈、21年、31个娃
4月1日，天冷了，阿瑕中午把小便解在床上。
4月9日，阿瑕早上梳头时会主动递头绳。
4月15日，阿瑕下雨会主动收被子。
5月24日，阿彬下雨会给妈妈打伞了。
……
给阿彬（化名）和阿瑕（化名）写成长日记，是54岁寄养妈妈曹丽琼每天都要做的事。两本厚厚的成长日记，记录着阿彬、阿瑕每天的成长变化，也记录了曹丽琼为孩子们付出的点点滴滴。
曹丽琼是王家滩村第三批参与孤残儿童寄养的村民之一，她家寄养的第一个孤儿就是盘站华。村里人都习惯称呼这个说话大嗓门、性格大大咧咧的女人为“老曹”。自2001年以来，曹丽琼家已经累计收养了31个孤残儿童，是全村寄养孤残儿童最多的家庭之一。
“身体健康、年龄较小的孩子，一般养几个月就有好心人收养接走了。”曹丽琼说，像阿彬和阿瑕，因为天生残疾，已经跟她一起生活了多年。
19岁的阿彬天生有智力障碍，他6岁来到曹丽琼家时，连衣服都不会穿，晚上睡觉还经常尿床；14岁的女孩阿瑕智力、视力都有障碍，能听见一点声音，但从小不会说话。
为了培养阿彬的生活自理能力，曹丽琼每天夜里都要定点把他喊醒上厕所，坚持两三年后，阿彬才慢慢不尿床了。“穿衣服也学了四五年，现在他已经基本可以生活自理了。”曹丽琼说。
照顾像阿彬、阿瑕这样的残疾儿童，曹丽琼要付出更多心血，稍有疏忽就可能发生意外。
2017年的一天，14岁的阿彬突然走失，曹丽琼至今都觉得后怕。那天，她让阿彬去大门外给哥哥送车钥匙，仅仅几十米的距离，阿彬出去几分钟还没回来。
“我喊了好几声没人答应，整个人一下子从头凉到脚后跟。”曹丽琼说，她赶快发动村里人一起出去找，可从傍晚一直找到深夜一点多，全村房前屋后都找遍了，还是没找到。当晚报警后，曹丽琼一整夜没合眼，她坐在院子里，一直呆呆地望着大门口。
“我把大门开着，就担心他回来敲门我听不见。”她说。
直到第二天下午两点半，村民们才在村后山的一湾水塘边找到阿彬。原来，他一个人在水塘边玩堆石头，玩了一整个晚上。
在山上待了一夜，阿彬冻得全身发抖。曹丽琼赶紧给他煮了一大碗红糖鸡蛋，等他吃完后，又在床上一直抱着他，才慢慢把他哄睡着。“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让他一个人出去。”曹丽琼说。
吴发顺说，现在，王家滩寄养的孤儿大多是患有脑瘫、癫痫、唐氏综合征等重症的残疾儿童，寄养家庭的护理难度也越来越大。
为了更好照顾这些特殊的孩子，昆明市儿童福利院会定期培训寄养父母，教他们如何给孩子做营养餐、日常护理、做康复操等，还投资几十万元把原来的村小学改造成康复中心，寄养父母每天都要定点带孩子来做运动。
39岁的李春美是王家滩最年轻的寄养妈妈。她的父母2004年开始做寄养工作，受父母影响，很喜欢孩子的李春美在结婚后，便辞去酒店前台工作，回老家和父母一起照顾寄养儿童。至今，李春美和父母家已经合计寄养了超过50个孤残儿童。
李春美家目前寄养着两个女孩，17岁的女儿小敏（化名）患有唐氏综合征，9岁的女儿小雨（化名）患有先天性脑瘫。
“没接触过脑瘫儿童的人，可能看着他们都很难接受，更别提做护理。”李春美说。
患有脑瘫的小雨，连舌头都不能动，吃饭吞咽十分困难。每次给小雨做营养餐时，李春美都要把菜剁得细细的，但即便如此，她每次至少要喂三四十分钟。“喂下去，吐出来，再喂下去，又吐出来，反复好几次，才能吃下去一勺饭。”
“有时候会觉得很累，但相处久了就觉得，这些娃娃其实很可爱。”李春美说，自己做家务时，小雨坐在轮椅上，会努力地转过头来望着她，对着她笑。
“她不会说话，一个笑容我就觉得很满足了。”李春美说。
“为什么我家要养这么多孩子？”
23岁的杨甜是曹丽琼的亲生女儿，从小她就有一个藏在心里的疑问：“为什么我家要养这么多孩子？”
曹丽琼和丈夫杨治富育有一儿一女，家里刚开始做孤残儿童寄养工作时，杨甜只有两岁。作为女儿，杨甜本该是全家人的“掌上明珠”。但从她记事起，家里就不断有福利院送来的孩子，自己也从来不是父母关注的焦点。
因为曹丽琼晚上经常要照顾小婴儿，杨甜从4岁开始就习惯了一个人睡。妈妈没多少时间照顾她，反过来，每天放学回家后，她还要帮妈妈看孩子、喂饭、洗碗。
“从上小学开始，我每天回来都要洗碗，因为我妈在抱孩子，没空做家务。”杨甜说，当时读初中的哥哥，周末回来也要帮着看孩子。
最让杨甜感到无助的一次，正在读高中的她放暑假回家，当时家里有个一岁多的小婴儿，妈妈让她帮着照看，可小婴儿一直哭，她怎么哄都不管用。
“最后我实在没办法了，就跟他一起哭。”杨甜说。后来，父亲杨治富回家看到女儿坐在沙发上哭得稀里哗啦，便赶紧把小婴儿抱走。“老爸把娃娃哄好了又来哄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哭笑不得。”
更让杨甜“耿耿于怀”很久的是，从小到大，自己的家长会妈妈有时不会参加。但家里寄养孩子的家长会，她却一次都没缺席过。
女儿的委屈，曹丽琼始终记在心里，十分内疚。“对这些寄养的娃娃，我花的心思确实比自己儿女更多。”她说，“因为老师同学知道他们是孤儿，如果我不去开家长会，不付出更多的爱，他们会被同学看不起。”
“父母的重心都在我们身上，所以小妹会觉得我们分走了很多原本属于她的父爱、母爱。”盘站华说，从小到大，妹妹杨甜一直都是穿自己穿旧的衣服，“爸爸有时候带好吃的回来，怕我的那份被妹妹抢去，会悄悄跟我说赶快藏起来，别让阿甜发现。”
在盘站华的记忆里，从小到大，每当自己遇到困难时，老爸老妈都会第一时间站在自己身前。
上小学时，班里有一个男孩很调皮，抓破了盘站华的脸。放学后，曹丽琼二话不说就带着她到这个男孩家里，一定要让小男孩当面向盘站华道歉。
参加工作后，盘站华和初恋男友分手，曹丽琼得知后马上打电话安慰她。“咋会人生就一帆风顺，难过了就回家，我给你杀只鸡吃。”老妈简简单单几句话，就让她走出了失恋的阴霾。
2019年，盘站华准备和男友结婚，曹丽琼要求，男方父母必须亲自来家里提亲。“要让他家父母知道，你也有爹有妈，这里就是你的家。”曹丽琼说。
结婚前，曹丽琼为盘站华准备了床上四件套等嫁妆，还花了两个月时间，照着盘站华和爱人的结婚照，绣了一幅大大的十字绣。和亲家见面的时候，曹丽琼还一直叮嘱：“我女儿的身世就是这样，以后对她好一点。”
读初中时还十分叛逆的杨甜，长大后才慢慢理解妈妈的不易。“每次回家，都觉得妈妈又变老了，她真的太累了。换作是我，肯定做不到。”她说。
盘站华和杨甜这两个从小吵到大的女孩，如今也成了无话不说的姐妹。2017年，杨甜去浙江上大学，已经工作的盘站华坚持要陪她去报到，直到把她送到学校宿舍，把生活用品全部置办好才回来。
“小时候，老妈没时间参加小妹的家长会，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我一定要替爸妈去送她。”盘站华说。
一次次和孩子别离，成了每个寄养家庭的“必修课”
近22年来，在王家滩寄养的孤残儿童已累计达1560多人。有的孩子在寄养一段时间后就被好心人收养，即便没有被收养的孩子，按照福利院的规定，年满18岁后也要离开寄养家庭，逐步独立生活。
一次次和孩子别离，成了每个寄养家庭的“必修课”。
王炳能的妹妹王秉秀自2015年开始参加孤残儿童寄养。她带的第一个孩子叫阿成（化名），福利院送来的时候才10个月大，体重只有6公斤。阿成一条腿有残疾，因为腿疼，晚上经常哭闹不睡觉，王秉秀只能抱着他在客厅里来回走。“整晚上要一直哄，放下去就哭。”王秉秀说，带这个孩子的一年多里，自己几乎每晚都只能睡一两个小时。由于长时间睡眠不足，她还落下了高血压的毛病，至今都要每天吃降压药。
悉心养育一年多后，满2岁的阿成长到了13公斤，脸蛋肉嘟嘟的，原本有残疾的腿能慢慢走路了。就在这时候，福利院通知王秉秀，有家庭想要收养阿成，过几天就要把孩子接走。
“阿成走后我难过了一年，到现在都想他。”王秉秀说，阿成被接走时正在午睡，她不忍心把孩子弄醒，可转身自己就哭成了泪人。
第二天，王秉秀实在是想孩子，就让丈夫开车送她到福利院，夫妻俩在福利院又陪了孩子一晚。“那就是最后一面了。”王秉秀说，“院长告诉我，娃娃被一个很好的家庭收养了，是享福去了，我想想也是，这样对娃娃也好。”
“村里每送走一个娃娃，就有妈妈要哭一场。”这样的别离，养育了31个孤儿的曹丽琼已经历许多次。曹丽琼家有一本大相册，里面存放的都是她和寄养孤儿的合影，每个孩子的名字她都记得清清楚楚。“娃娃们不管去了哪里，都是我们的儿女，是我们一辈子的牵挂。”
几年前，有个名为“宝贝回家”的公益组织找到盘站华，告诉她可以通过DNA比对帮她寻找亲生父母。盘站华思考半天后说：“都这么多年了，我不想找了。”
“你别傻了，能找还是要努力找。”曹丽琼劝她。
“你们就是我的父母。”盘站华还是不肯。
“一码归一码，养你的是父母，生你的也是父母。”终于，在曹丽琼的劝说下，盘站华去做了DNA比对，但至今还未找到亲生父母。
“有这么多娃娃喊我妈妈，我知足了”
19岁的阿彬，去年满18周岁后，原本要被福利院接走，送去昆明西郊的农场开始适应独立生活。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他与父母的分别也被推迟到今年年底。
“这10多年阿彬从来没离开我身边，村里人都说他是我的警卫员。”说起养了13年的儿子，曹丽琼满是不舍。
有智力障碍的阿彬，在父母教育下，如今已基本能生活自理，还能做一些不太重的家务农活。和妈妈一起去地里摘菜时，他从不让妈妈背菜，总是抢着把背篓背在身上。
阿彬喜欢唱歌，虽然不一定明白歌词的意思，但他最爱唱的一首歌是《母亲》。“我相信，他能感受到家的温暖。”曹丽琼说，阿彬在外面，别人给他吃的，他不会跟着走。
“他知道，这里才是他的家。”曹丽琼说。
今年5月20日，是阿彬19岁的生日，这或许是阿彬独立生活前，在家过的最后一个生日。这一天，曹丽琼把在昆明工作的儿女们全都叫回家，还让盘站华买了一个大大的生日蛋糕。
傍晚时分，生日蜡烛点亮，这个特殊的家庭全家人围成一圈，为阿彬唱起生日快乐歌。唱完后，曹丽琼让阿彬许愿，阿彬虽然不懂愿望是什么意思，却笑得合不拢嘴，一口气吹灭蜡烛。
“我替阿彬许了个愿，希望他一辈子都健康快乐。”曹丽琼说。
据民政部2021年5月公布的数据，我国孤儿总数已从2012年的57万人减少至19万人，下降了约66%。目前，在王家滩寄养的孤残儿童，也已经从最多时的300多个、占全村人口近四分之一，减少到约90个。
“娃娃少了是好事，说明现在拐卖、遗弃娃娃的少了。”王炳能说。
和盘站华一样，许多孤残儿童如今已长大成人，而养育他们的父母大多已年近花甲、满头华发。
因为丈夫杨治富以前是包工头，曹丽琼家早在1995年就盖起了二层小楼。可自从参加孤残儿童寄养后，两口子几乎把所有精力都用在照顾这些孩子上，曾经让村里人羡慕的小楼也变成了近30年的老屋，从没翻新过。但曹丽琼从不羡慕别人家的大房子。
“有这么多娃娃喊我妈妈，我知足了。”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