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军费急剧上升，大量部队调防产生了很高的费用。英军第二次炮击厦门，闽浙总督邓延桢奏请从藩库中再拨15万两，广东谈判破裂后道光皇帝决心与英国人一战，遂指示钦差大臣琦善负责一切军费开支，其后，道光帝又下令户部从广东邻近省份临时拨银300万两给广东以应急。1841年7月，奕山谎称取得胜利，道光帝再次下令各省撤防，结果英军随后发起新的一轮进攻，清军吃了大亏。二个月后，道光帝决心议和，沿海各省又开始撤防。
第一次鸦片战争，大清拥有4亿多人口和80多万常备军，对手英国只有2000万人口、不到20万军队，而且他们是不远万里客场作战。可结果仗却打成这样，让人痛心疾首之余不禁发问，占尽优势的大清为何就打不赢呢？
当然，这里面有清朝统治者的愚昧无知和狂妄自大，也有清朝军队情报工作十分滞后，更有清朝政治腐败以及武备松弛和武器落后等原因。但仔细分析起来，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的问题就于一个字——钱。
清朝财力不足是导致这次战争失败的根源，与其说这场仗是打不过，不如说是打不起。战事全面铺开后，道光皇帝发现原本最乐观的兵力充足一项突然成了短板，为了在数千海岸线设防，不得不从其他省份调兵支援沿海各省。
整个战争期间，调往广东的绿营兵大约2万人，调往浙江的有1.8万多人，调往江苏的也有1.6万余人。外省调兵就会产生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额外的军费支出。道光朝的军费占国家财政收入大半，但这也只能仅仅维持一般的开销。战时，军费急剧上升，大量部队调防产生了很高的费用。
按照清代惯例，军队移防朝廷需拨给整装银、盐菜口粮、车粮行船路费等各项开支。比如调陕西的八旗出征，军官整装费就得按照60-300两的标准发放，士兵为30两，这样算下来，调动一支一万的人的军队，开支就有数十万两。
如果在平时，各省的军费都有固定的开支，但是临时发生战事，朝廷只得特事特办。在收复定海战役中，浙江的藩库中只剩10.5万两，署理浙江巡抚宋其沅要求将原本要协济云南和上解户部的96.28万两截留作为临时军费，为了应急朝廷不得不批准。
英军第二次炮击厦门，闽浙总督邓延桢奏请从藩库中再拨15万两，广东谈判破裂后道光皇帝决心与英国人一战，遂指示钦差大臣琦善负责一切军费开支，其后，道光帝又下令户部从广东邻近省份临时拨银300万两给广东以应急。
当战争打的最激烈时，沿海各地要钱的奏折如雪片一样飞向道光帝的御前，要钱的个个理直气壮，管钱的却如坐针毡。这种事要是放在乾隆朝，国库有8000万存银自然也还能淡定，但现在的朝廷财政仅能勉强维持，如果按照这样的节奏花下去，国家就要陷入瘫痪。道光帝起初对军费奏请还算大方，越到后来越小气。往往地方上报上来200万两，户部只给100万，基本上都要打个对折。有时道光帝甚至是一毛不拔，一两银子也不给。
因为户部手头太紧，道光帝为了减少更多的军费支出，对从外省调兵一事极为慎重。1840年9月琦善与英国人谈判，道光帝将林则徐、邓延桢两人革职，英国舰队从天津退出山东海面，道光帝赶紧让沿海各省撤防以节约军费。可三个月后，广东局势紧张，只得又下令增防。
1841年7月，奕山谎称取得胜利，道光帝再次下令各省撤防，结果英军随后发起新的一轮进攻，清军吃了大亏。二个月后，道光帝决心议和，沿海各省又开始撤防。这样反复撤防、布防，不仅开支更大，反而贻误了战机。
可这会儿，大清的内地省份也不太平。1842年夏天黄河决堤，河南、安徽等省受灾严重，光是河工、赈灾又需要大批的银子，这也是迫在眉睫的事，道光帝发现，这一仗根本打不下去了，不等英国人杀进北京城，恐怕自己就得主动下台了。
其实，在武器装备不如英国的情况下，如果道光皇帝有必胜的决心，那么获胜的机会很大。毕竟大清投入的总兵力超过10万，而英军只有区区7000多人，以13:1的人数优势，依托沿海地形打防守战，就是耗也会将英国人耗死。因此，道光帝对战败负有主要责任，他的摇摆不定，一会调兵、一会撤防，让清军疲于奔命。而道光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心态，就是取决于朝廷财政的困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