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众多的名目中，传、注、笺、疏较为常见。伏生死后，他们便将伏生所讲的“大义”，予以追记，这就是《尚书大传》。可见所谓“大传”，就是“大义”之义。因为很清楚，此书虽称“小传”，但却不默守古注，勇于创新，开一代注释风气的先河。这种注释保存了大量的古注佚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这种注主旨在疏通古注，其长处是浅近周详，其短处则是缺乏创新精神。
古籍的注释，是伴随着对古籍的讲授、传播而发展起来的。我国古籍的注释名目繁多，有传、说、解、诂、训、笺、注、释、诠、述、学、音、疏、微、隐、义、疑等。
在这众多的名目中，传、注、笺、疏较为常见。例如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易传》，伏生的《尚书大传》，有名的《春秋》三传（即《左氏传》、《穀梁传》、《公羊传》）等，其注释都称作“传”。魏晋以后，才多称作“注”。唐代学者刘知几说：“盖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绝。惟此二名，其归一揆。”（《史通》卷五《补注》）即名称虽然不同，其实质还是一样的。
传有大传、小传、内传、外传、补传、集传的区别。
据郑玄《尚书大传序》说，伏生为秦时博士，到汉孝文帝时，年龄将近一百岁，音声和记忆，都难免有讹误之处。张生、欧阳生跟他学习《尚书》。伏生死后，他们便将伏生所讲的“大义”，予以追记，这就是《尚书大传》。可见所谓“大传”，就是“大义”之义。
至于所谓“小传”，如宋刘敞撰有《七经小传》，估计是不敢尊大的谦词。因为很清楚，此书虽称“小传”，但却不默守古注，勇于创新，开一代注释风气的先河。它的出现，意义确是不“小”的。
韦昭《国语解序》曾对“外传”作过解释，他说：“其文不主于经”，故号外传。”那么，其文“主于经”、“配经而行”（此见刘知几《史通》卷五《补注》）就应该是“内传”。汉以后，不少学者都称三传为《春秋内传》，《国语》为《春秋外传》，就是这个意思。
“补传”和“补注”意同，都是补充前人注释所不完备之处。如：宋范处义《诗补传》即称：“文义有阙，补以六经史传；诂训有阙，补以《说文》篇韵。”（转引自《四库总目》）它“补注”的用意是一样的。如洪兴祖《楚辞补注》，意在补王逸注之不足；王先谦《汉书补注》，意在补颜师古注之缺，一个“补”字，足以表明这种注释的性质。
《楚辞补注（典藏本）》（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至于“集传”，亦与“集注”同。如朱熹《诗集传》，意在集众家之说，申以己意。这种注释保存了大量的古注佚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把自己的注称作笺，笺是表识之义。郑玄说：“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见《六艺论》）《诗》毛苌注、郑玄笺就是这个意思。
《毛诗传笺》（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在古籍的注释中，值得一提的是唐人的“疏”，通常称作“注疏”，如有名的《十三经注疏》即其例。它是对古注的再解释，可以说是注释的注。它的注释原则是“疏不破注”。这种注主旨在疏通古注，其长处是浅近周详，其短处则是缺乏创新精神。
古人写书时还多有自注，如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就有相当多的自注，唐杜佑《通典》，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亦多有自注。这些注的形式，和后人对该书的注释一样，都是用双行小字，紧附于相应的正文之下，这样便使古籍的文字呈现了叠床架屋式的复杂化。
明嘉靖三年司礼监刻本《文献通考》
不少书在版刻流传过程中发生舛误，如《洛阳伽蓝记》，就有相当多的注文混入了正文，这些都是在研读古书时需要特别注意的。
（本文节选自《古籍常识丛谈》，崔文印著，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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