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学者来说，科举制度是最能激发其对中国的想象力。他们将其视为政府公职向所有才能之士开放的理想象征。威廉斯应该是基于科举制的特点和历史作用而言的。他们不约而同趋向考场的行为，表明了科举在他们人生旅途上的重要地位。不可否认，科举取士录取数量有限，科考艰难和科考制本身的不健全，给有志之士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隋唐时期，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地主阶级结构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崛起的庶族地主阶级强烈要求加入政权，他们希望通过各种渠道取得大小官职。
唐代统治者也在治国方针上确立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的原则。
从南北朝时期考试取士措施中发展起来的科举制便在这样的氛围中确立起来。
唐代科举制主要包括两大类：常科与制科。
常科每年举行，其科目设立不下几十种，主要有明经、进士、秀才、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而进士和 明经最为常用，其中进士科又居首位，为科举取士制度中最荣耀的科目。
制科则是根据形势需要由皇帝颁布诏令临时设置的科目。其名目繁多，常见的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 、才识兼茂明于体用 、孝为弟力田闻于乡里、详明吏理达于教化等科。
常科考试来源有二：一是生徒，二是乡贡。
一般经过两道考试：先是州县考试，合格者中举人，参加省试，省试由礼部组织。后在武则天时代又特地增加了殿试，在省试基础上进行策问。
制科考试通常由皇帝亲自主持，考试及格即可授官。
科举考试科目的多样性，考试办法、考试内容的相对灵活性，反映了唐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充分发展时期的历史特点。
科举制度以文化考试为选择官吏的标准，这个特点使科举取士面向地主阶级的整体的同时，又把幸运的天平明显地倾斜于知识阶层一方。它比以往任何选举制度更进步和合理。
对西方学者来说，科举制度是最能激发其对中国的想象力。他们将其视为政府公职向所有才能之士开放的理想象征。
19世纪，西方人威廉斯在所著的《中国》一书中曾说：“中国政府中文武官吏所由产生的这种著名的考试制度，虽在古代的埃及或有类似的制度，但在古今任何一个大国中都可算是一种无可比拟的制度。”
威廉斯应该是基于科举制的特点和历史作用而言的。科举制的推行，对于唐代文化乃至其后的整个中国文化进程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首先，科举制的推行，使隋唐政权具有一种开放性与流动性。
大批中下层地主阶级士子以及自耕农出身的读书人，由科举考试步入仕途，参与和掌握各级政权，从而在现实秩序中突破了门阀世胄的垄断，标志着“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局面的寿终正寝。
展现在文人面前的参政机会增加了，入仕的方式也由以往仅依靠专制统治者的垂青而变为以科举选官为主的多途仕进。
文人积极的入仕情怀和积极向上的理想追求，极大地影响了一代士风和整个社会风气。
大批文人的入仕，构成社会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中一支活跃而能动的社会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官僚队伍的文化素质，有利于吏治的清明和社会 的公正。
《樊川文集·上宣州高大夫书》中言道：“国朝自房梁公以降，有大功，立大节，率多科第人。”正说出了唐代科举制积极 的社会效应。
其次，由于科举 制是入仕的主要途径， 古代读书人基本上围绕科举这一中心来设计自己的生活道路。
终唐一代比较有名的文人几乎无一不是由科举步入仕途的。
前期如王勃“对策高第，未及冠，授朝散郎。”杨炯“显庆六年举神童，授校书郎。”高适“举有道。 ”
其他如杜审言、沈俭期、宋之问、陈子昂、崔颢、王维、贺知章等皆由进士及第进入 政坛。
“安史之乱”以后，顾况、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孟郊、白居易、杜牧、李商隐、皮日休、韦庄等也全是进士出身。
他们不约而同趋向考场的行为，表明了科举在他们人生旅途上的重要地位。
不可否认，科举取士录取数量有限，科考艰难和科考制本身的不健全，给有志之士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一些相当有才华的文人如王之涣、杜甫、温庭筠等都终身未登科第，李商隐、李翰、皇甫湜是等都是考了五、六次才及第的。
另外一些文人如徐夤自叹“丹桂攀来十七春，如今始见茜抱新”，考了17年才考上。孟檗“出入场籍三十余年”。
但他们并未沉湎于对一己命运多舛的怅惘而放弃对政治理想的追求，而深信盛世主明，终有及第而一展抱负的机会。
这种思想信念支配着一代又一代文人不畏险途，在一般情况下，不愿放弃科举从政之路。
科举制也深刻影响唐代教育的多元发展。由于科举考试是面向地主阶级的整体，以文化考试为主要内容，这就刺激人们对其子弟进行文化教育，客观上则对文化在社会上的普及起了推动作用。
唐代灿烂的文学艺术就是以文化的普及为基础的。
在唐代，中央有国子学，州县有州县学，乡有乡学，教育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
唐代科举考试不同于明清八股取士，而是要求考生具有较全面的文化修养。
以进士科而言，所试内容亦有诗赋、策问、帖经、杂文等。
以诗赋取士，在唐代文学艺术充分发展的时代，促进了唐诗发展的繁荣，出现了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李贺、杜牧等以千古绝作雄盖一世的诗歌巨匠。
另外，唐代科举考试，甚重考生平时文誉，故士子至京师，往往先以文投谒达官名流 ，以期望得到他们的荐举和提拔。
在唐人的许多文集中，有不少诗文是作者考前呈给荐举人的，此等诗文非特出奇秀，难以延誉，故多为杰出之作。
李白的《蜀道难》、自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杜牧的《阿房宫赋》和李贺的《雁门太守行》均是因此激扬声誉的。
在唐代文人那里，旷达的豪气、充溢的才华和倨傲的品行常常惊人地集于一身。
他们蔑视现存社会等级与社会秩序，无所羁束，诚如李白所夸耀的：“不屈己，不干人。” 他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坦直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充满傲岸之气，自负之态。
诗人们普遍的昂扬奋发的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使唐文化自具有一种明朗、高亢、奔放、热烈的时代气质。
总之，这种以开明、开放和科举选官为特征的唐代政治环境，促进了唐代文人功名化的政治理想，开拓了多样的入仕途径和广泛政治参与的可能。
以朝气蓬勃的世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力量，使唐代文化体现出一种无所 畏惧、无所顾忌而凌驾前朝、雄视后代、兼容并包的大气派。
但同时，科举制作为封建国家的选官制度，也把无数读书人引向迷恋仕途、空疏不学之路，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