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鸿章有关的名菜“李鸿章杂碎”被列入天津“八大碗”之一，也是因为张作霖吃了其中一道菜，“八大碗”流传到东三省。“四大扒、八大碗”是大小饭庄推出的成桌菜肴。“八大碗”使用大碗盛放，有粗细、荤素之别，菜品可以随意替换，凑足八个天津传统菜即可，还可以根据时令和市场原料供应情况，掌灶师傅的手艺等原因，自由变换菜肴。这也是典型的天津菜特点。
清末到民国，天津菜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当年知名度最高的是“四大扒、八大碗”。天津人讲究“四平八稳”，喜欢“四”和“八”，天津有“四大书法家”，京剧“四大名旦”的说法出自天津，豪门有“天津八大家”，饭庄有“八大成”，所以吃饭才有了“四大扒、八大碗”。与李鸿章有关的名菜“李鸿章杂碎”被列入天津“八大碗”之一，也是因为张作霖吃了其中一道菜，“八大碗”流传到东三省。80年代，天津大饭庄“天一坊”在日本东京开店，“八大碗”传到日本。
要说“四大扒、八大碗”的故事，还得从1860年天津开埠说起。当时天津五方杂处，饭庄里名师汇聚，菜肴的流派、风味多种多样。早年天津饭馆有三大类：一是大饭庄，北大关侯家后地区集中了天津风味菜馆“八大成”——明利成、聚德成、聚庆成、聚合成、义合成、聚兴成、聚乐成、德和成；二是卖高中档饭菜的“二荤馆”；三是以饺子、锅贴为主，兼营炒菜的小馆。
“四大扒、八大碗”是大小饭庄推出的成桌菜肴。“四大扒”采用“扒”这种烹调技术，通常有扒整鸡、扒整鸭、扒肘子、扒方肉、扒海参、扒面筋、家常熬鱼等。“八大碗”使用大碗盛放，有粗细、荤素之别，菜品可以随意替换，凑足八个天津传统菜即可，还可以根据时令和市场原料供应情况，掌灶师傅的手艺等原因，自由变换菜肴。
“粗八大碗”有熘鱼片、烩虾仁、拆烩鸡、桂花鱼骨、烩滑鱼、独面筋、元宝肉、氽大丸子等，属大众菜肴，经济实惠；“细八大碗”有炒青虾仁、烩鸡丝、烧三丝、全炖、海参丸子、元宝肉、拆烩鸡、鱼肚鱼翅；“素八大碗”最著名的要数东门外宫南大街“石头门坎素菜馆”，分别为炸元宵、烩素面筋、素杂烩（腐皮、面筋、木耳、豆芽菜等）、烩鹅脖（用腐皮卷粉皮等制成）、炸烙子、素肉、烧素茄子、炸素丸子等。
以前有老厨师讲过，那时天津城每有喜、寿、丧事，或“混混儿”开贺、闹事，都要大摆宴席，动辄上百桌，就喜欢用这种高低能就、雅俗共赏的“八大碗”。有时加上酒菜、凉碟，凑成“八碟八碗”，铺张席面。
从口味上来说，“八大碗”讲究炖汤烤卤，以咸、鲜、烂、软、嫩为特色，比如溜鱼片的口感是咸酸甜，扒肘子、扒肉的特点是软烂，炒虾仁的特点是嫩。这也是典型的天津菜特点。传统津菜有三十余种，像官烧目鱼条、罾蹦鲤鱼、软熘鱼扇、红扒鱼翅、氽燕菜、酸沙紫蟹、高丽银鱼、炸熘飞禽、麻栗野鸭，都可以进入“八大碗”，所以说，“八大碗”就是津菜的代称。
“八大碗”价格适中，二三十年代，“粗八大碗”一席大洋一元两角，“细八大碗”一席大洋一元八角，大约相当于现在一千多块钱。用“八大碗”最多的要算估衣街、大胡同一带的商家货栈。东北、西北的老客和南方的绸缎商住进客栈，客栈东伙叫来“八大碗”招待，老客们吃得满嘴流油，生意想做不成都难。
传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居住期间，家里设宴，宴请洋人，由于时间仓促，原料不全，厨师为难，用存储的剩余熟料，烧制了一道菜，洋人吃后大喜问菜名，李鸿章答：“杂烩。”后来这道菜流传到民间，被称为“李鸿章杂烩”。
民国时，文人墨客认为“李鸿章杂烩”这个名字不够雅致，改为“全家福”流传至今，是津菜中的一道大菜，投料精细，有鱼翅、鲍鱼、干贝、鱼骨、鱼肚、鱼唇、虾肉、熟白肉、玉兰片等，咸鲜味醇，汁芡明亮，属于“细八大碗”的典型菜品。
李鸿章
因为东北王张作霖喜欢，“八大碗”还传到了奉天（沈阳）。张作霖入关后常到天津，以姨太太的名义在天津买了不少房产，他最常到南市天宝班，找掌班小李妈“斗什胡”。张作霖平生最大的嗜好就是玩纸牌，斗什胡。这天打牌到半夜，小李妈端上一道拆烩鸡，这就是“八大碗”之一，张作霖吃得心满意足。
几天后，在天津的吉林督军孟恩远，在“聚和成”宴请张作霖吃了一顿“细八大碗”，菜品包括一品官燕、烩乌鱼蛋、鱼翅四丝、烩鱼钱羹等。张大帅记住了天津“八大碗”，这件事传播甚远，奉天、长春一带的大饭庄纷纷派人下天津卫，学习“八大碗”的手艺。
张作霖
“八大碗”在民国时曾传到北京、保定、石家庄，80年代还曾传入日本。当时天津菜最具代表性的饭庄“天一坊”，恢复了断档多年的“四大扒、八大碗”，并在日本东京开了分店，十几岁在“八大成”之一的聚庆成出师的天津名厨杨再鑫，担任了日本“天一坊”厨师长，“八大碗”在日本PK日餐不在话下。后来赵克勤接替杨再鑫担任厨师长，曾为日本前首相福田做过地道的天津菜，福田先生大为赞赏。（文：何玉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