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眼查数据显示，广州科发源成立于2016年9月，而阿云与科发源签订的合同显示，他是2016年2月28日进行植发手术。阿云以旅游为由向餐厅请假一周，前往广州进行植发手术。2017年11月，阿云第二次前往广州，与科发源确认于同年12月14日进行第二次补种手术。但第二次手术让阿云的头发状况更为糟糕。2018年7月，阿云正式向广州市越秀区卫生局投诉，指控科发源拒绝提供病历和臧华波医生无证行医。
知乎、贴吧、QQ群、发友论坛，阿云在他能想到的所有平台上，写下在科发源植发失败两次的经历。
在两次植发手术共计移植1800个毛囊单位后，阿云的额前区域变得更加稀疏、生长方向杂乱，后枕取发区头发也明显减少。
此前，他被六位医生鉴定为“头发很好”，但自小分发线右侧缺少的一块头发还是成为他焦虑的来源。
两次植发失败意味着，他必须接受如今更为糟糕的现实，并且不能再进行植发手术。
发际线恐慌
阿云不是普遍意义上的脱发者。他自小便少了分发线右侧的一块头发。
他出生在福建，8岁时移民香港。从小学、中学再到工作，阿云每步入一个新环境，总有人提醒他发际线某部位有些稀疏。13岁时，少年阿云第一次被同学称作“癞痢”。“有头发边个想做癞痢（有头发的话，谁愿意做光头？）” 他说。
中学三年级读完后，阿云辍学去了尖沙咀的北京楼做点心学徒。刚刚踏入职场的阿云还不懂得收拾自己，仍习惯把头发顺着右边分线梳，使那块稀疏的部位特别明显。同事们问他：“为什么你前面头发那么少？是不是脱发？”
每次被别人指点，阿云都笑笑，但心里另有所思：“我不想被身边人取笑。”他开始留意有什么方法可以弥补头发上的缺陷。
17岁时，阿云在《东方日报》上看到史云逊护发中心的广告，后来，他去那儿做了一段时间的理疗，也用过一些生发产品，均不见成效。
2012年开始，28岁的阿云偶然在网上看到香港植发中心的植发广告，抱着一种尝试的心态，他开始了解植发。
他前后咨询过香港、台湾两地的六家植发机构。这些植发医生告诉阿云，“你的头发情况很好，不需要做，也没必要做。”但缺陷对于阿云的重要影响，只有他自己知道。“我很在意自己的外表，做完头发之后会比较有自信找女朋友。”阿云说。
2016年年初，31岁的他在发友网看到科发源的广告，“始于1997年”“10万案例效果见证”等宣传用语吸引了他的注意。
“科发源”三字，取义于“科学头发再生的源泉”。官方网站显示，科发源医院成立于1997年，总部在北京。早期是北京长虹医院的整形科室，后经外科专家邹建红和毛发移植专家李兴东于2011年注册公司，建成专业植发连锁医院品牌，如今在20个城市均设有分院。
"我当时并不了解，这类头发交流论坛都是各大植发机构的广告。”他说。界面新闻在发友网上对此予以了证实，并发现以科发源的广告居多。
在发友网领取了1000元科发源优惠券后，阿云决定去号称为“中国植发第一品牌”的科发源一探究竟。
第一次咨询时，他选择了距离自己最近的深圳科发源医院。与此前咨询的植发医生不同，科发源的“医生”向他保证“植发后会比原先更加浓密”。他回忆起在网络上看到的植发成功案例大多都在广州，认定广州科发源的医学水平更高，决定去广州做手术。
天眼查数据显示，广州科发源成立于2016年9月，而阿云与科发源签订的合同显示，他是2016年2月28日进行植发手术。彼时的广州科发源，还只是广州一家医院的承包科室。
阿云以旅游为由向餐厅请假一周，前往广州进行植发手术。他原计划按照香港医生的建议加密500个单位，但广州科发源设计师说“做多一点会比较好看”，建议阿云加到1000个单位。
医生向阿云推荐了微针植发项目，声称这种最新的植发技术可以在不伤害原生发之余，使种植的密度大大提高。在科发源官方介绍中，微针植发“创伤小、密度高、方向自然”，价格为13元/毛囊单位，PTT专利微针加密植发为20元/毛囊单位。
按照这个价位计算，阿云种植1000个单位需要2万元。他没有任何迟疑就交了订金，又买了一套988元的洗发水，与广州科发源确定一周后进行手术。
植发失败
2016年2月28日，阿云走进广州科发源，期待这家机构能做出令他满意的结果。
手术结束后，主刀医生臧庆华告诉他，接下来7天不能洗头，要让血痂慢慢凝固，21天后，会迎来脱落期。阿云谨遵医嘱，每天早晚各照一次镜子，观察种植区头发的生长情况。想到缺陷不再，他“说话时敢直视对方眼睛了”。
脱落期来临，新种植的头发和原生发都开始掉。阿云一边焦虑，一边安慰自己，这是植发后的正常阶段。
脱落期持续了三个月，新种植的头发生长缓慢，理论上要到术后半年才能初见成效。半年后，阿云新种植的头发已经长出来一半，但视觉上并未有科发源承诺的浓密感。
尽管科发源在合同中提到手术“由取得医师资格证的医生亲诊”，科发源顾问也确认可以查询到臧华波主任，并表示“没有（行医资质）的话也不能开展手术”，但界面新闻记者在国家卫健委官网查询医生职业注册信息发现，并无臧华波其人。
植发手术一年后，阿云发现额前头发比种植前更稀疏，新种植的头发跟原生发的方向不一致，“乱七八糟像鸟巢一样”。而在此前双方签订的合同显示，科发源承诺术后不会出现“密度分布不合理”、“种植方向杂乱”等情况。
种种征兆让阿云意识到，这次植发手术失败了。他愈发焦虑，担心“（这样更）找不到对象”，时常整夜失眠。
二次植发依旧失败
植发失败始终是阿云心中难以翻越的山丘。
他的心情持续低落，工作上出的差错越来越多。客人点的是小笼包，他做成了水饺，甚至连肉馅里的调味料也能弄错。他不希望自己影响到餐馆的运转，主动向负责人辞工。
辞工之后，阿云整日呆在家里，连续两三个月没有出门。母亲问起他的情况时，他只说自己身体不太好，想在家休息一段时间。他从未对家人提起植发失败的经历。在他看来，植发和女生割双眼皮、垫鼻子一样，“是件不光彩的事”。“为了面子，我不想让旁边的人知道。”他说。
2017年7月，距离第一次植发一年半后，阿云来到广州与科发源当面交涉，提议由北京科发源院长李兴东为其进行植发修复。
界面新闻记者查证，李兴东拥有八项国家植发专利，是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毛发医学分会秘书长、ISHRS世界植发协会会员。科发源官网宣称，2006年，李兴东从美国引进微针植发技术，经过四次创新升级均取得相应的专利。2018年，科发源推出《2018微针植发技术标准制定白皮书》，确立行业首个微针植发标准。科发源价目表上特别标注，由李院长进行手术，每个毛囊单位30元起，另需加收50%额外费用。
这让阿云重燃希望。由行医20年、做过7000台植发手术的李院长为自己主刀，阿云深信“头发可以救回”。2017年11月，阿云第二次前往广州，与科发源确认于同年12月14日进行第二次补种手术。
但第二次手术让阿云的头发状况更为糟糕。第二次手术共在阿云后枕取发区取发800个毛囊单位，不仅没能改善阿云植发区的情况，后枕取发区也变得稀疏，“早上起来最明显，后面看上去像斑秃一样。”
“种植区的原生发是因为在加密时被针扎伤毛囊导致死亡，加上植入的头发存活率低，在双重损失之下效果变得更为稀疏。”阿云向香港植发诊所求证原因，香港医生分析，“生长方向不规则是因为扎孔（定位）不当导致，至于后枕取发也涉及因为操作不纯熟导致破坏旁边的原生发。表面上虽然提取1800单位，实际上可能会损失更多。”
据阿云回忆，李兴东只参与了打洞和植发过程，取发是由一个18岁左右的护士进行的。界面新闻记者查询国家卫健委网站发现，李兴东仅为助理医师资质，不具备单独进行手术的资格。
漫漫维权路
第二次植发手术失败后，香港植发医生告诉他，种植区头发的定位已经错乱，后枕部毛囊资源亦不充足，无法进行植发修复。
2018年7月，阿云正式向广州市越秀区卫生局投诉，指控科发源拒绝提供病历和臧华波医生无证行医。界面新闻获取的《答复》显示，广州科发源从来没有过名为臧华波的医生执业，越秀区卫生局建议阿云向实际执行手术的医院请求处理。
《答复》还显示，卫生局组织阿云和科发源现场调解。阿云认为是科发源害他“身心严重受创，对任何事情都失去兴趣，严重影响日常生活”，提出2万元退款和18万元赔偿。
2019年春节前，阿云写信给北京市卫生局，投诉北京科发源李兴东院长医师资质不足。随后科发源联系他，请他来北京协商。阿云不想重复上次广州越秀区卫生局参与调解的过程，要求科发源的工作人员来香港。
2019年2月，阿云致信国家工商管理局和北京工商管理局 ，第一封信已于2月14号签收，第二封信也在3月4号送达。阿云说，如果没有进一步答复，他打算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头发焦虑
没有人能够理解阿云对头发的在意程度，以及植发失败对他造成的打击。
阿云34岁，仍是孤身一人。植发失败后，他不愿意去找对象，因为“前面那一部分少了，让我觉得有缺憾，不太正常”。
大他两岁的哥哥早已成婚，膝下有两个女儿，大的已经11岁，就连福建24岁的表弟也结婚了。 阿云坦言，不可能一点担心都没有，况且母亲每天在耳边催他成家。
让阿云不满的不仅是植发效果，还有科发源医生的态度。他给吴医生发去自己术前术后的对比照片，要求科发源进行赔偿。微信截图显示，对方称阿云把头发看得太重，并劝阿云“接受现实，接受无法完美的自己”。
阿云说，植发之前，他有很多兴趣爱好，平时喜欢在电脑上打动作类游戏，收看大陆影视节目，暑假常和朋友家人去香港郊野踩单车。时间久了，阿云意识到日子还是要过。他学着收拾自己，用纤维发喷雾让头发看上去蓬松，出门必须戴帽子。
他正在试图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反正戴上帽子都一样”。如今，他最大的“兴趣”就是查看自己植发失败的帖子有没有增加曝光量，构思有无法律途径继续同科发源维权，并期待未来有一种新的技术能够彻底解决他的植发烦恼。
（应受访者要求，阿云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