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小宝是金庸小说中最特别的人物，因为他的出现，终结了金庸小说。这一点，前人从未指出过。殊不知，不伦不类往往代表了巨大的可能性。金庸花费如此的心力自然有“悔其之作”之意。但正如前几期提到的“不幸”事件，他的儿子小宝竟自去捣毁“历史”，金庸也不得不跟着儿子跑江湖。金庸创造了一部他认为真正的“历史小说”。
韦小宝是金庸小说中最特别的人物，因为他的出现，终结了金庸小说。而他这样的人，比我们想象中难对付得多。
金庸想到了小宝们和毛头们，很不容易。
毛头这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都有“韦小宝和什么什么”。这几期都是《韦小宝与金庸》，也最容易让人联想金庸是不是有点韦小宝？其实在这里，他们只是父子关系。据冷夏的《金庸传记》，当时有些香港人对在制订基本法草案中出过大力的金庸很不满，游行标语上写着“金庸是个韦小宝”，这不对头；又有人说金庸是“郭靖 令狐冲 韦小宝”，也不对头，至少应该是“郭靖 令狐冲 韦小宝的基因”。
按王国维的批评术语划分，金庸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等早期小说是“有我”之境；《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等是在“有我”与“无我”之间；到了《鹿鼎记》才是“无我”之境。
也许金庸怕人们混同了他和宝贝儿子小宝的关系，在写完《鹿鼎记》四年后的1976年，他又写了类似于历史短篇小说和传奇的《袁承焕评传》。可能是受金庸自编“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十四部作品对联的影响，他又宣称《鹿鼎记》是封笔之作，所以一般读者对《袁承焕评传》不那么在意。其实，这篇作品十分出色，是金庸的两大成就——小说和政论的结晶，也是他对人生与史观的总结。正如金庸在后记所言：
《袁承焕评传》是我一个新的尝试，目标是在正文中不直接引述别人的话而写历史文学，同时自己并不完全站在冷眼旁观的地位。这篇‘评传’的主要创见，是认为崇祯所以杀袁崇焕，根本原因不是由于中了反间计，而是在于这两个人性格的冲突。这一点，前人从未指出过。
但陈墨的《金庸小说赏析》却对这篇评传颇有微词：“往好处说，这部评传是‘史识’‘艺术’兼长。然而往坏处说，这部补充式的作品，史传不似史传，文学不似文学。要说它不伦不类恐怕也有一定的理由。当然作者高兴怎么写，这都是他的自由，旁人自是管它不着。只是，这部金庸先生颇为得意的《袁崇焕评传》其实与《碧血剑》并无多大的关系。前者是一部史传之作而后者则是一部武侠小说，如硬要将之比较较真，反落得内外不是。”
陈墨先生的赏析确有许多创见，我在写本书的时候也吸收了他的一些观点，但在这儿犯了理论家的职业病，喜欢用概念套圈现实，去规范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事物或现象。一见史传不似史传，文学不似文学，就将它归为“不伦不类”。殊不知，不伦不类往往代表了巨大的可能性。请问，什么是史传？什么是文学？真有一定之规？而且，《袁崇焕评传》不但和《碧血剑》有关系，还和他所有的小说都有关系。
金庸在后记中还讲道：“《碧血剑》曾作了两次颇大修改，增加了五分之一左右的篇幅。修订的心力，在这部书上付出最多。”这是老实话。金庸花费如此的心力自然有“悔其之作”之意。但像《白马啸西风》、《鸳鸯剑》也写得较一般，可金庸似乎并不在乎。“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碧血剑》对袁崇焕的处理失败了”，“《碧血剑》的真正主角其实是袁崇焕，其次是金蛇郎君，两个在书中没有正式出场的人物。袁承志的性格并不鲜明。不过袁崇焕也没写好。”
金庸一定是太爱袁崇焕了。也许正是袁崇焕触动了他写出了郭靖、萧峰、杨过、苗人凤、胡斐等一串串的武侠人物。但还是觉得这些武侠人物没有一个完满地体现了他对袁崇焕这个人物的深刻理解。
惟其如此，当金庸用韦小宝“解构”了自己的武侠世界（这里当然包括《碧血剑》）和武侠人物后，他再一次为袁崇焕定了位。这次是在“真实”的历史中。这个“真实”，是金庸经过多次的虚拟人物与历史背景的触合交汇后得来的。所以金庸可以自信地说，《袁崇焕评传》“这篇文字并无多大学术上的价值”，但他得意的是袁崇焕“性格”的成功，在真实的历史中，表现袁崇焕和崇祯“这两人性格的冲突”。
这不是金庸念兹在兹的小说应该是人物的性格在历史情境中的完美展开吗？很多人都看出了金庸在《鹿鼎记》的后记中说这部书是“历史小说”是文不对题，因为其他的武侠小说都可以是“历史小说”，惟独《鹿鼎记》不是。这是对的。也许在金庸创作《鹿鼎记》之前，确实是想写一部不同于以往武侠小说的“历史小说”。但正如前几期提到的“不幸”事件，他的儿子小宝竟自去捣毁“历史”，金庸也不得不跟着儿子跑江湖。用一句过去评论巴尔扎克的套话说，是金庸的“世界观”与艺术所要求的真实性产生了矛盾，而且后者最终战胜了前者。
妙不可言的是，这种战胜恰恰给金庸突破旧有的“世界观”起了决定性的帮助，他从蝶蛹中幻化为自由自在的彩蝶，在明末清初的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中翩翩起舞。
上面我们曾用王国维的“有我”和“无我”之境来概括金庸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的创造历程。可金庸在《袁崇焕评传》又入了“有我”之境，或者更准确地说，虽似有我又似无我之境。
金庸创造了一部他认为真正的“历史小说”。他没必要在像《鹿鼎记》之前的武侠小说中“像真的”那般描写人物在历史中的悲欢离合——因为那是“似真实假“；也没必要在《鹿鼎记》中去戏说历史和人物的关系——因为那是“似假实真”。在《袁崇焕评传》中，真的就是真的。
这时的金庸已有对历史和人生真正把握的自信。他时而评论道：“袁崇焕却是真正的英雄，人才豪气，笼盖当世，即使他的缺点，也是英雄式的惊世骇俗。他比小说虚构的英雄人物，有更多的英雄气概”。
时而高歌：“他的性格像是一柄锋锐绝伦、精刚无俦的宝剑。当清和升平的时日，悬在壁上，不免会中夜自啸，跃出剑匣。在天昏地暗的乱世，则屠龙杀虎之后，终于寸寸断折”；时而自叹不如：“以这样一个文弱书生，在这样不利的局面之下，而去和一个纵横无敌的大英雄对抗，居然把努尔哈赤打死了，打三场大战，胜了三场，袁崇焕的英雄，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都是十分罕有的”；时而冷静：“他到了广州，去光孝游览，踏足佛地，不禁想到生平杀人甚多，和环境不大调和，然而那也只是感到不调和而已；英雄豪杰，一往无悔，却也无须菩萨低头，不必对杀了该杀之人有遗憾”。
所以，金庸这样总结道：
袁崇焕不是高瞻百世的哲人，不是精明能干的政治家，甚至以严格的军事观点来看，他也不是韩信、岳飞、徐达那样善于用兵的大军事家。他行事操切，性格中有重大缺点，然而他凭着永不衰竭的热诚、一往无前的豪情，激励了所有的将士，将他的英雄气概带到了每一部属的身上。他是一团熊熊烈火，部署身上的血都烧热了，将一群萎靡不振的残兵败将，烧炼成一支死战不屈的精锐之师。他的知己程本直陈他是“痴心人”、是“泼胆汉”，全国唯一肯担责任的好汉。袁崇焕却自称他是大明国里的一个亡命徒。亡命徒是没有家庭幸福的，日日夜夜不得平安。位居一品，过的却是亡命徒生涯，只因这十年之中，他生命之火在不断地猛烈燃烧。
司马迁在《留候世家》中说，本来以为张良的相貌一定魁梧奇伟，但见到他的图形，容貌却如美女一般。我们看到袁崇焕的遗像时，恐怕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图像中的袁崇焕虽不怎样俊美，但洵洵儒雅，很难想这样的一个人竟会如此刚强侠烈。
在以往的武侠小说中，有谁是如此的丰满和真实？
也许金庸对明末某些事件、人物描述是可以商榷的，甚至他对这段历史的概括都可能是错的，但我们无法不相信袁崇焕这个“亡命徒”真实地在辽河大平原的冰天雪地中生活过战斗过英勇过。
这就够了，即使《袁崇焕评传》不是文学，不是史传，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几大就是几大”，我们也许会听到这个蛮子在不以为然。
不过，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鹿鼎记》之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