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是中国历代史学家精心编撰的纪传体史书合集，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项羽的战略错误。初犹能代表农民利益，以后遂代表地主的利益，故能贵为天子。一直以来，明朝“实亡于万历”的观点在学界受到广泛的认可，但毛泽东认为，嘉靖皇帝的昏庸无能才是明朝由盛到衰的根本转折点。毛泽东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马周给唐太宗的上奏，其中“节俭治国，关心百姓的疾苦，建议分封得当，加强郡县基层人选”等思想非常精辟。
《二十四史》是中国历代史学家精心编撰的纪传体史书合集，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毛泽东注重研究这部史学巨著，他深刻联系当代中国的社会实际，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从中获得宝贵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对历史的创造性解读推动了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学习历史、运用历史的热情，促进人们鉴往知来，把握“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这一切都彰显了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
相伴一生的史学巨著
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酷爱阅读传统的经、史、子、集著作，“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其中《二十四史》是他尤为重视的一部巨著。1952年，毛泽东购置了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二十四史》，从此，这部书陪伴了他24年，无论他在北京还是外出考察，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列车、飞机上，他夜以继日，手不释卷地刻苦阅读研究。其中有些史册和篇章他反复研读多次，并用红蓝铅笔在书上留下了大量符号和批语。
毛泽东的批语包罗万象，有关于古代战争的战略、战术解读，有关于古代统治者治国方略的评价，他对史实、史迹广泛发表真知灼见，也将那些对当今社会有所启发的思想内容加以勾划，并加以诸多注释和说明。
毛泽东善于将两种至数种历史著作参照阅读。如《前汉书》与《后汉书》、《旧唐书》与《新唐书》、《南史》与《北史》，毛泽东将其中的历史要素进行比对，辨析其中的史实。他曾说：“《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更好些。”
毛泽东读史始终注重联系当今实际，经常分析历史人物的境况和各种条件，充分考虑修史者的历史局限性，并加以现代视角的解读。毛泽东读《新唐书》的《徐有功传》时，注意到“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这句话。他写下批语：“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1975年，82岁高龄的毛泽东身体衰弱，罹患眼疾，但他每天仍坚持读《二十四史》，并认真撰写批注。到了1976年，毛泽东病情加重，时常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但只要是神志清醒的时刻，他仍坚持阅读《二十四史》。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南史》和《晋书》分册仍静置在他的枕边，陪伴毛泽东走完了他不懈求索与奋斗的一生。
数风流人物
毛泽东对历史上很多人物都有过独到的认识和评价，其中承载着他深厚的历史情怀和宏阔的唯物史观视野。
项羽的战略错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是毛泽东对项羽最广为人知的一个评价。毛泽东还通过阅读《史记·项羽本纪》，总结出了项羽一生中的几个致命错误，这些错误最终导致他的失败。一是项羽在鸿门宴上对范增的建议置若罔闻，将刘邦放走；二是项羽过于相信楚汉所订立的鸿沟之约，对刘邦毁约东进的估计不足；三是项羽建都彭城，放弃沃野千里、雄关垒座的关中地区，造成了重大战略失误。而项羽这个人之所以犯下这些错误，就源于他“不爱听别的不同意见”，不能采纳良策。
刘邦是高明的政治家。毛泽东在各种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对刘邦都有较高的评价。他评点《史记·高祖本纪》说，刘邦本是一介平民，早年名声也不太好，但他能在秦末群雄逐鹿的时代大潮中脱颖而出，开一代王朝基业，名垂史册，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人。
梁武帝的得与失。毛泽东在《南史·梁高祖本纪》中，对梁武帝早期的治理成就比较欣赏，认为他有清醒的政治头脑，也对促进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梁武帝执政的中后期则急转直下，他开始崇尚空谈，无所作为，导致忠良远离，奸佞日近，这也成为他最后导致悲剧结局的根本原因。
“笑里藏刀”的李义府。毛泽东是个爱憎分明的人，他曾明确指出：“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对历史上善于策划阴谋诡计的人，他也十分憎恶。毛泽东评点《旧唐书·李义府传》认为，李义府是一个专爱耍阴谋的人，笑里藏刀。
朱元璋的才能。毛泽东读《明史》多次，对《太祖本纪》也有较多论述。延安时期，他在一次讲课中说：元末，朱元璋是一和尚，平时睡着了觉常作“天子”之形，郭子兴见而奇之，收为部下，后代郭子兴而起。初犹能代表农民利益，以后遂代表地主的利益，故能贵为天子。朱元璋以一个落魄的和尚，十五载而成帝业，是继刘邦之后又一个出身卑微、起自草莽的平民皇帝。毛泽东认为，朱元璋虽然不识字，但却善于从战争中学习，多谋善断，“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不办事”的嘉靖皇帝。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比如《明史·世宗本纪》一章中记述的嘉靖皇帝，毛泽东评价他“炼丹修道，昏庸老朽，坐了四十几年天下，就是不办事”。一直以来，明朝“实亡于万历”的观点在学界受到广泛的认可，但毛泽东认为，嘉靖皇帝的昏庸无能才是明朝由盛到衰的根本转折点。
如何正确认识历史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努力探求历史文本背后隐藏的真相。
例如，欧阳修在《新唐书》的《马周传》中认为，马周虽自比为傅说和吕望，但才能不及他们。毛泽东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马周给唐太宗的上奏，其中“节俭治国，关心百姓的疾苦，建议分封得当，加强郡县基层人选”等思想非常精辟。毛泽东因此批注：“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认为马周的才德，远比傅说、吕望高得多。
再如，对《旧五代史》中所记叙的陈桥兵变，毛泽东就指出其真实性的问题：“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
毛泽东对《宋史·秦桧传》的态度也非常鲜明，他说：“宋高宗、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
中国历史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始终没有断层的文字记载。但其中隐而不书、推卸责任，或是迷信、虚假的成分也广泛存在。如“刘邦斩白蛇”等传说故事也与历史混杂在一起。毛泽东曾批判说：“一部《二十四史》，大半都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他同时也指出：“如果因为历史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来源：2019年第32期《学习活页文选》，原载于2019年8月7日《学习时报》文章《毛泽东与<二十四史>》 作者：陈思，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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