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唐朝更是出现了高适、王昌龄、岑参等等从军入伍，讴歌描绘边塞军旅风光的“边塞诗派”，这在历朝诗词流派中更是前所未有的。关陇世家一直把持着朝中军政大权，使得唐朝统治阶层的军事色彩尤为浓重，而文官集团无论权势还是地位都与之相去甚远。）由于唐朝战事频繁，在军队中立功机会较多，且由于崇军尚武的风气感染，使得很多文人投身军旅，并获得了不错的仕途。
一提到古代的文人书生，总会给人以一种固定而刻板的印象，无论他们是金榜题名的幸运儿还是名落孙山的失意者，都是以“文弱”“手无缚鸡之力”的形象深入人心，当然更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类的嘲讽。
但实际上，这些印象往往以偏概全，在历史上，更不缺乏既能舞文弄墨，又能驰骋江湖沙场的文人豪杰，尤其是在大唐盛世。
上图_ 唐朝的文人学仕
- 尚武阳刚之气盛行的大唐文人
唐朝作为封建时代的盛世，其书生们也彰显了不一样的气质风范。对于他们来说，持剑和提笔一样都是必备的家常便饭，而宅在家里摇头晃脑“两耳不闻传闻事”的书呆子习气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或纵横大江南北，游侠仗义；或投笔从戎，驰骋边塞。
李白的“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字里行间则充满了杀气腾腾；而王翰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则充满了置生死于度外的不凡气度。
就连以“山水田园诗”著称的王维，也能写下“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样充满西域苍茫色彩的诗句。
而唐朝更是出现了高适、王昌龄、岑参等等从军入伍，讴歌描绘边塞军旅风光的“边塞诗派”，这在历朝诗词流派中更是前所未有的。
上图_ 王昌龄 （698年—757年），字少伯，唐朝时期大臣，著名边塞诗人
更有甚者，出于对军旅军功的极力推崇，以致于对自身的文人身份都大胆提出了“否定”。“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就直言不讳的写道“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诗鬼”李贺更是用“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用这样气势非凡的诗句，充分表现了对军功的向往和对文人的不屑，也许在其作诗之时，都忘记了自己本身也是个著名文人。
上图_ 李贺（790年—816年），字长吉
有唐一朝书生文人的尚武阳刚之气，确实是史上空前绝后的，那么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这一看似“反差”的现象出现呢？
- 首先，在于唐朝尤其是中前期国力强盛，军力强大，对外战争频繁
唐朝时期，周边一系列政权虎视眈眈，在东面，有曾硬抗隋炀帝杨广百万大军讨伐的高句丽、百济以及其背后的“保护伞”岛国日本；在北面，有“控弦且百万”的突厥帝国；在西面，有实力强盛的吐谷浑、吐蕃以及西面的阿拉伯帝国等等。
以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基础，依托强盛的军队，唐朝军队对外征战频繁，并在一系列征战中大大扩展了疆域和国土，并一度在高宗时期达到了1200万平方公里以上，今天的朝鲜半岛大部、西伯利亚南部、蒙古高原、中亚广大区域等等在当时都是唐朝的领土。如此显赫的武功军事，也为大唐书生们投身军旅、向往军功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
上图_ 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唐朝疆域图
- 其次，在于唐朝朝野上下浓厚的尚武风气和社会氛围
作为唐朝统治支柱的“关陇世家”，其渊源可以追溯至南北朝西魏时期一些手握军权的重臣勋贵如“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等，其本质上都是世代执掌军权的军事贵族世家，而其后的隋唐皇室皆出于此。
关陇世家一直把持着朝中军政大权，使得唐朝统治阶层的军事色彩尤为浓重，而文官集团无论权势还是地位都与之相去甚远。正所谓“上行下效”，因为统治阶层的推崇，使得唐朝朝野上下都有着浓厚的尚武风气和氛围。
上图_ 日本正仓院收藏的唐刀
- 再次，在于唐朝“仕途”多种多样，军功则是其中的重要途径
唐朝时期，得益于当时统治阶层较为开放的政策和氛围，书生文人们实现理想抱负的途径相对多种多样，绝非后世朝代仅仅只有一条科举之路可走。
在唐朝，除了科举以外，书生文人们还可以进入军政大员的幕府工作（如杜甫、李商隐等都有此经历）、凭借名声被直接引荐至朝廷（如李白就是典型），甚至通过隐居终南山提高自己的名声来做官（故又有“终南捷径”一说），而投身军旅，建立军功，则更是其中的重要途径。
上图_ 岑参（718年？－769年？）
由于唐朝战事频繁，在军队中立功机会较多，且由于崇军尚武的风气感染，使得很多文人投身军旅，并获得了不错的仕途。比如“边塞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高适，就以军功被朝廷册封渤海县侯，并官至刑部侍郎，成为朝廷重臣；而另一位与高适并称的岑参，也曾两次出军塞外，后任嘉州刺史，也算是地方大员。
当然，也有适得其反的，比如李白在“安史之乱”时就投身于永王李璘的幕府，并积极参加平叛战事，却不料，李璘在与太子李亨（后来的唐肃宗）的政治斗争中失败，使得李白反受牵连而被流放。以上可以看出，当时文人书生们希望靠军功出人头地的普遍现象。
上图_ 李白（701年－762年）
- 最后，在于唐朝科举制度还处于发展阶段，并不成熟还存在不少弊端
科举制源起自隋朝，到唐朝时期仍然处于发展阶段，很多方面并不成熟完善并存在不少弊端。唐代科举的“考场外”因素有时比考试本身的作用要大得多，很多达官显贵往往利用手中的权势干预科考，甚至于出现了所谓的“公荐”。
勋贵重臣们可以推荐得到其认可的“饱学之士”参加科考，而这些人往往也都在科场取得不错的成绩而被录用。可以说考试只是走了个形式，这些政坛“大佬”亲自推荐的人，主考官又怎么敢不录用？虽然“公荐”也选拔出了像韩愈这样出类拔萃的人才，但更多的确都是有背景的关系户，根本谈不上公正。
上图_ 温庭筠（约812年—约866年）
同时，唐朝科考的监考制度也是形同虚设，舞弊甚至代考现象频繁发生，比如唐朝著名诗人温庭筠就是一名“职业枪手”，不止一次在考场上给人传递答案，甚至是代替他人应试，而当时的人们不仅不谴责反而认为其行为“救数人”，当时的风气也可略见一斑。
在这种充满“槽点”的科考制度下，既没有过硬背景又不会偷奸耍滑的普通书生文人们，想要在科场“一举成名”更是难上加难。也正因为如此，很多文人就另辟蹊径投身军旅了。
上图_ 黄巢（820年－884年），曹州冤句人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多种主客观的因素的促进推动，才使得大唐的书生文人们成为了既能持笔，又能仗剑的一群豪杰。然而唐朝的帝王将相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样的风气氛围最终却敲响了他们的丧钟。
唐朝末年，一位同样“善击剑骑射”的书生，在科举数次落榜之后，愤而挥毫写下了一首《不第后赋菊》，转而发动起义，并率军一路杀进了唐都长安，可谓兑现了诗中“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誓言，而大唐王朝也终于走向灭亡的末路。这位名叫黄巢的书生，也用手中的利刃，为崇军尚武的唐朝文人们划上了一个也许并不圆满的句号。
作者：杨上柳下 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旧唐书》五代后晋 赵莹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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