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昭王怒，使将军摎攻西周。西周君犇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秦受其献，归其君于周。盖诸侯国君，本来就是以“公”相称，称“王”者俱属僭越。这显然是针对“周君”二字而发。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于巩以奉王，号东周惠公。实则这是周天子权势走向彻底衰落的体现。只剩一个空架子的姬周王室，衰微的趋势自然愈演愈烈。哀王立三月，弟叔袭杀哀王而自立，是为思王。此三王皆定王之子。
辛德勇
读今中华书局新点校本《史记》，在其《周本纪》下有这样一段内容：
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亡。秦取九鼎宝器，而迁西周公于[單心]狐。
这里的“王赧”即周赧王。阅读这段内容，让我感到困惑的是，当时离世的到底有几个人。若按照中华书局新点校本现行的标点形式，死去的是周君和王赧两个人，可实际的情况，恐怕并非如此。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南宋黄善夫书坊刻三家注本《史记》
要想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首先需要了解相关的历史背景。简单地说，按照《史记·周本纪》的记载，至周赧王时，王畿之土已经分为东、西两个部分，其君主各自为侯称公，自行其政。《战国策》之“东周”、“西周”二策，载述的就是这两个侯国的史事。二周之间亦时有冲突，而赧王依附西周而存。
《史记·周本纪》在这里所要考订的这条纪事之上，记述有此事发生的前因：
五十九年，秦取韩阳城负黍，西周恐，倍秦，与诸侯约从，将天下锐师出伊阙攻秦，令不得通阳城。秦昭王怒，使将军摎攻西周。西周君犇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秦受其献，归其君于周。
这段纪事的要点，是西周君入秦，献上所有的城邑和居民，秦国接受之后，又把西周君放还到了他原来的属地。《史记·秦本纪》载述此事，情况与此完全相同。
前因明了之后，我们再看“周君、王赧卒”之事后继的结果——这就是“周民遂东亡。秦取九鼎宝器，而迁西周公于[單心]狐”。上下连贯通着读，这个“西周公”理所当然地就应该是前面提到的“西周君”。盖诸侯国君，本来就是以“公”相称，称“王”者俱属僭越。那么，西周君就没有同周赧王一同离世，死去的便只有周赧王一人。结论，显而易见：“周君王赧卒”句中的“周君”二字，应是涉上文而衍。
检视《史记》旧注，可知这一讹误由来甚久，至迟在南朝时期就已产生。传世《史记》注本中最早的一家，即南朝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就在“周君王赧卒”句下注云：“宋忠曰谥曰‘西周武公’。”这显然是针对“周君”二字而发。
不过这只是随文释义而已。裴骃《集解》固然类多如此，无意对《太史公书》文字的是非正误多加辨析。到唐人司马贞撰著《史记索隐》，就大胆果断地肯定了“周君王赧卒”这句话乃准确无误。
司马贞疏释之匆率，首先体现在误解裴骃原意上，即他误以为裴骃的注释是针对周王赧而施，谓“宋忠曰谥曰‘西周武公’，非也”。他也不稍稍想一下，王赧堂堂大周天子，怎么能以“武公”作为谥号？裴骃何以会无学至此！在这样错误认识的前提下，司马贞一方面肯定“西周武公”指的就是“周君王赧卒”句中的“周君”，一方面又解释说：“此时武公与王赧皆卒，故连言也。”（司马贞《史记索隐》卷一）
可这位“周君”若是“西周武公”，那么，在他与周赧王同时离世之后，下面那个被秦人迁到[單心]狐去的“西周公”又会是谁呢？司马贞说他是“武公之太子文公也”，这个文公是“武公卒而立，为秦所迁”（司马贞《史记索隐》卷一）。这么讲，看起来好像文义顺了，可实际上却扞格难通。
首先，从行文逻辑上讲，假如被迁至[單心]狐去的“西周公”与跟周赧王同时卒去的那个“周君”不是同一个人，按理说，司马迁是应当在书中写明的；或者说，像现在这样写，在逻辑上太混乱了，很不合理，是不应该出现的情况。
其次，司马贞指认前一“周君”为“西周武公”，后者为“武公之太子文公”，并没有向我们出示任何根据，而且他的论述本身也相当混乱。
要想更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需要再展开些讲述一下所谓赧王时王畿之土分裂为所谓东、西二周这两个侯国的情况。前面讲到，根据《史记·周本纪》的记载，赧王时周王畿已分作东、西两部分，《史记》记述此事的原文是“王赧时东、西周分治”（《史记·周本纪》），而出现这一情况的渊源，可追溯到周考王时期：
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为桓公，以续周公之官职。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于巩以奉王，号东周惠公。（《史记·周本纪》）
上述世系承续情况，脉络清晰，总的来说，没有什么悖戾历史实际的地方，也没有什么文字讹误，只是“封其少子于巩”这句话，前人往往误读误解，得出错误的认识，而准确理解这段话的本义，也是我们研读《太史公书》时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所谓前人误读误解其语，是错误地把“封其少子于巩”的“其”字，理解为继威公而立的惠公，因而受封于巩这个人便是“惠公之子”。从南朝刘宋时人徐广起，到现代战国史研究学者杨宽先生，都是这样（《史记·周本纪》附刘宋裴骃《集解》。杨宽《战国史》）。
实际上在体制的规则这一意义上，能够册封诸侯的只有周天子，故“乃封其少子于巩以奉王”这句话被省略掉的主语，便也只能是当时在位的周王，而不会是继威公代立的那个惠公。单纯从字面上看，“封其少子于巩”句中这个“其”字，既可以代指那个惠公，也可以代指故去的威公，而通读上下文义，还是指称威公的可能性更大。《汉书·古今人表》自注谓东周惠公乃“威公子”，足以佐证这样解读《史记·周本纪》的记载才更为合理。这样，标点时就应该在“子惠公代立”后句断。杨宽先生依据《韩非子·内储说下》等记载，考定“东周惠公当是西周威公的少子，和西周惠公是昆仲”（杨宽《战国史》），此等史实适与上述判读相应。
至于这西、东二周分治王畿之土的具体时间，《史记·周本纪》说“王赧时东、西周分治”，只是在记述王赧徙居于“西周”事（详下）时附带说明当时两周分治的状况，而不是在记述分治开始的时间。实则此事发生在周显王二年、亦即赵成侯八年。这一年，赵国“与韩分周以为两”（《史记》卷四三《赵世家》）。
另外，裴骃《史记集解》和司马贞《史记索隐》提到的那位“西周武公”，刘宋时人徐广解释说他是“惠公之长子”（《史记·周本纪》并刘宋裴骃《集解》）。
经过这样的论证，按照《史记·周本纪》上述记载，二周的世系由来可图示如下：
西东二周世系图
须知所谓王畿之地就是今河南洛阳之周人都城附近那一小片地区，何以还会封授诸侯，而且还一封再封？实则这是周天子权势走向彻底衰落的体现。
周至平王东迁，史称“东周”。与这个“东周”相比，我在这里讲述的这个始封于巩的“东周”只能称之为“小东周”。平王东迁，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史称“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史记·周本纪》）。只剩一个空架子的姬周王室，衰微的趋势自然愈演愈烈。
上举世系图中居于最上源位置的周考王，是周定王的子嗣，《史记·周本纪》记述其上位经过云：
定王崩，长子去疾立，是为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袭杀哀王而自立，是为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帝嵬攻杀思王而自立，是为考王。此三王皆定王之子。
从表面上看，到考王夺位之后，兄弟之间，这接二连三的厮杀，似乎停止了，因为周考王是在位一十五年之后寿终正寝的，没再被抢权的兄弟索去性命。
然而政治斗争的内幕并没有这么简单，我们看西周始君桓公受封的原委，是“以继周公之官职”（《史记·周本纪》）。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实乃点明了内中全部秘辛。周公是什么人物？他是周武王的弟弟，曾辅佐武王克商；在武王的儿子成王继位之后，又全权摄理朝政。西周始君桓公乃是周考王嫡亲的老弟，因而考王安排桓公来“继周公之官职”，实质上应是让桓公像周公一样分享治国的权力，甚至兼司王政。对于每一个稍习中国古代宫廷政治内情的人来说，一眼就能够看出，考王这位老弟，一定大力支持并积极参与了他杀兄夺位的政变，而且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周考王在政变成功之后，才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安排，以稳定自己的地位。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周考王通过这样的安排稳定了自己的地位，但实际上他、也就是周天子成了彻头彻尾的摆设，失去了所有的行政权力。因为在册封桓公之前，周天子已经完全失去对各地诸侯的控制力，甚至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他所能管理的，只是都邑周围这一小块王畿之地。现在，再封个桓公，实际上是把王畿之地设为一个诸侯国，天子脚下就连个立锥之地也没有了。漂浮在云端的天子，还能对人世间有什么权力呢？周天子在王畿之地的所有权力都完全掌握在桓公的手中。在这块土地上，桓公的实际地位已远超当年的周公。
这就是姬周晚期政治生态和政治版图的真实情况。这种情况，也许会让很多对西周历史只有“概念”式了解的人感到相当困惑——那么周朝实际上岂不等同于灭亡了么？然而西周侯国在后来的变化，也许会让人更加困惑——这就是周显王二年时赵、韩两国又联手肢解西周侯国，让威公少子在巩邑分设一个“东周”侯国。
赵、韩两国这一举措，显然是为了削弱西周侯国的实力，藉此进一步削减姬周王室的影响。因为在实质上，西周侯国与王室已经合二而一，是它在操纵和控制着王室。西周侯国一分为二之后，不仅实力减半，而且两周之间免不了争强比胜，相互制约。只是在名义上，赵、韩两国还要有个掩人耳目的说法，这就是“乃封其少子于巩以奉王”那句话中的“奉王”二字。这种说法的内在涵义，是说由于西周侯国未能尽到侍奉王室的义务，所以赵、韩两国才“仗义”而行，逼使其割让土地，分出个东周侯国来起到这样的作用。
既然如此，在东周侯国始设之际，王都和周王就都应在东周侯国境内，可是后来又出现了“王赧徙都西周”的情况（《史记·周本纪》）。
这里又涉及另一组“西周”与“东周”的称谓，它指的是平王东迁之后王室的都邑。其大致情况是：西周武王克商后，在今河南洛阳瀍河岸边筹措营建雒邑，至成王时成之，时称“成周”；平王东迁于此后，其地被称作“王城”。至敬王时，周又在今洛阳白马寺以东地区修筑新都，但仍沿承老城之“成周”旧名；世俗则依其方位较旧城偏东，称作“东周”。相对而言，在敬王东入新都之后，原来的“王城”便又被称作“西周”，桓公之西周侯国即以此为都（《史记·周本纪》、《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并唐张守节《正义》。晋杜预《春秋释例》）。所谓“王赧徙都西周”，是讲周赧王被从敬王以来的都邑“东周”迁移到西周侯国的都邑“西周”，也就是西迁到了“王城”。显而易见，周赧王的身份，业已如同软禁的囚徒一般，而敬王兴建的新都“成周”当然应在东周侯国的辖境（若非如此，东周侯国便无以“奉王”）。
上述这些情况，就是《史记·周本纪》赧王之卒以及西周公被迁于[單心]狐的历史背景。在这一背景之下，我们看周赧王之卒，似乎更应该是在寄寓于两周侯国屋檐底下多年之后因不忍面对西周侯国被秦人吞并这一局面愤而自绝，或是忧愤而死。赧王死后，周民无主，只好纷纷逃向东方，秦人于是掠取象征着天子地位的九鼎宝器，而对西周侯国的君主“西周公”的处理办法，是把他迁徙到了[單心]狐这个地方。
弄清楚东、西二周这两个侯国的来龙去脉，我们才能回过头来，心中有数同时眼底也明明白白地来审度一下《史记·周本纪》记载的这个“西周公”以及所谓“周君”是不是西周侯国的武公。
依据《史记·周本纪》的记载，我们仅能知道西周武公可能生活在赧王时期，但赧王前后在位五十九年，时间相当漫长，西周侯国在武公之后再有一位甚至两位君主继位都是很正常的。因而依据现有传世文献，我们还很难断定这位“西周公”以及所谓“周君”到底指的是谁，唐人司马贞指认所谓“周君”为“西周武公”，实际上也只能是想着说的说法，并没有任何史料依据。
至于司马贞径云“西周公”为“武公之太子文公”，这更简直如同信口开河。根据《史记·周本纪》的记载，我们仅能知晓西周武公本来先有所谓“共太子”，“共太子”死，公子咎继立。如此而已，绝没有丝毫记载告诉我们有个继位为侯并且在去世之后被谥为“文公”的太子。
明末汲古阁刻本《史记索隐》
现在再来看一看司马贞“迁西周公于[單心]狐”这条释文的全文，以清楚了解他的思维和认识状况：
西周，盖武公之太子文公也，武公卒而立，为秦所迁。而东周亦不知其名号，《战国策》虽有周文君，亦不知灭时定当何主。盖周室衰微，略无纪录，故太史公虽考众书以卒其事，然二国代系甚不分明。（司马贞《史记索隐》卷一）
文中“西周”下当夺落一“公”字，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案东周始封之君惠公卒于周显王，见《史记·六国年表》刘宋裴骃《集解》引古本《竹书纪年》，故东周文公的在位时间最早不得早于这一年）。如前文所说，司马贞谓“西周公”为“武公之太子文公”，并没有交待任何依据，而早期史籍中唯一让我们想到所谓周文公的文献，只有司马贞提到过的《战国策》中的“周文君”（《吕氏春秋》称作“周昭文君”），可这个“周文君”在《战国策》中分明是列在“东周策”部分（《战国策·东周策》。《吕氏春秋》之《慎大览·报更》；又《士容论·务大》），这讲的当然只能是东周的文公而不会是什么“西周公”。
按照我的理解，司马贞如此怪异的表述，只能出自他谬误而又错乱的认识。所谓谬误，是司马氏误把东周侯国的文公，认作西周侯国的君主，并将其视作西周武公的继嗣；而其认识的错乱之处，在于他转过头来，又意识到这个文公（或称文君）原本身属东周侯国，脑子实在迷糊了，于是又讲述了一番他无从知悉东周侯国世系的无奈。
看到司马贞的认识竟然如此颟顸，我们也就不必对他把《史记·周本纪》的“周君”和“西周公”指认为两人的说法再予理会了，其“周君、王赧卒”句中的“周君”二字自属衍文无疑，即这个“周君”只能是个多余的周国之君。昔清人梁玉绳读解《史记·周本纪》此文，专门做过一段考证。尽管梁氏的考证，并不十分高明，但却早已看出“《（史记）索隐》谬以武公与王赧同卒，遂移东周之文君，指为武公太子，以当下文之西周公，李代桃僵”，陋妄若此，“岂不乖乎”（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
责任编辑：臧继贤
校对：刘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