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京雕塑作品《追鱼》1997年，身在英国伦敦的虹影写下了轰动一时的作品《饥饿的女儿》。2009年，《好儿女花》问世，至此，有关故乡重庆的故事似乎说尽了，虹影说。2021年7月，虹影携长篇小说《月光武士》归来。因为疫情的原因，离开伦敦二十年后的虹影第一次在伦敦住了一年多的时间。《月光武士》的故事自1976年“文革”结束始，讲述了山城少年窦小明与女神秦佳惠之间一场未竟的救赎。
向京雕塑作品《追鱼》
1997年，身在英国伦敦的虹影写下了轰动一时的作品《饥饿的女儿》。
2009年，《好儿女花》问世，至此，有关故乡重庆的故事似乎说尽了，虹影说。
十几年间，离开了故乡的虹影开启了眼花缭乱的新尝试：成为“母亲”的她开始为孩子写作童书；变身美食作家，以“辣椒”书写世界……
2021年7月，虹影携长篇小说《月光武士》归来。有意思的是，这一次她同样“困”在伦敦，故乡成了她无法抵达之地，也成了她无法不言说之地。
因为疫情的原因，离开伦敦二十年后的虹影第一次在伦敦住了一年多的时间。
“自由，只有失去，才显得珍贵；故乡，只有离开，才明白它的内涵。”虹影说，某日在超市中发现产地是重庆的小尖辣椒酱，那一刻，一下子站定，仿佛长江水漫过全身。
《月光武士》的故事自1976年“文革”结束始，讲述了山城少年窦小明与女神秦佳惠之间一场未竟的救赎。隔着时空的“双重”距离，虹影完成了一次对故乡的重新审视。
现在的重庆不是我熟悉的重庆
但重庆人依旧是
北青艺评：《月光武士》如果只看名字，或许会认为这是一个童话故事。
虹影：“月光武士”的故事源自一个民谣，很久以前有一个少年，他骑着枣红马，穿着一身红衣，在月光之下替人打抱不平，就是这么一个武士。有一次他救了一个父母双亡的女孩子，把她从可怕的深渊里面拯救出来，却发现这个女孩子并不想活下去，所以他就带她去看月光下的江水，去看月光下的花朵盛开，这些给了她活下去的希望。
北青艺评：为什么要提到这部小说的名字，因为它确实赋予了这部小说不同的气质，也提示了我们进入这部小说的方式，和早期《饥饿的女儿》这类作品全然不同，《月光武士》是某种更诗意的存在，那种强烈的身体的“在场”似乎被抽离了。再次书写重庆对这座城市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虹影：写完《饥饿的女儿》和《好儿女花》两本书我没有再想写重庆，但是每年回去都有很多新的故事进来，一些新的人进来，这些新的人跟那些以前的人都有联系，就像我的表姨，舅舅，大姐。我大姐现在因为癌症住在医院里，我的大姐夫的第一个老婆就是小说里秦佳惠的原型。在现实生活中，她们是三姐妹，其中一个嫁给了我大姐夫。我不久前还在问他她现在在哪里，他告诉我还在日本，她们姐妹三人都去了日本，至今还在那里。
所以我想是不是再写点什么，但是我其实没有动笔，因为我有一点疑惑，我在想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因为它离我很远。我出生在南岸，一号桥离南岸特别远，1976年的重庆，我们南岸还是属于比较下等一点的地方，而一号桥是市中区，就以自来水管这种公共设施为例，重庆是按照地区来配置的，我们南岸可能要几百人共用一个自来水管。
北青艺评：对，这种“距离感”是在阅读《月光武士》这部小说时特别强烈的感觉。
虹影：这是空间上的一种距离，还有时间上的。重庆有全世界最多的桥，重庆有全世界最多的防空洞。那些防空洞做什么，大家都想不到，一般被那些有钱人放红酒，成了酒窖，因为它是天然的冰箱。现在的重庆不是我熟悉的重庆，但是重庆人依旧是我熟悉的。就这一点来说，我写的是重庆人，是内心的那个重庆，是我们的那份精神。
我印象最深的，我们那个院子，我小时候“文革”的时候，因为平常这些人勾心斗角，恨不得对方死，可是当红卫兵来抓人，院子里所有的人都把大门顶起来，每家都把家里的刀、铁棍，一切可以作为防卫的东西都拿出来，全部整整齐齐站在大门后面。为什么？因为他们要保护一个平常特别讨厌的人。这就是重庆人，您是我的朋友，我就为您两肋插刀，您如果是我的敌人，我恨不得杀了您。
重庆人特别江湖，这个精神在重庆还在。作为作家，我们可以把现实剥开一层，重新构造我们想要的这个世界，其实我今天构造了“月光武士”，它是我理想当中想保留的那份温馨和爱，一种普通人之间的情感。
北青艺评：这种“距离感”还体现在您的叙事视角的选择上，您不再使用“我”这样一个视角。
虹影：不管什么视角的选择，我最终想写的还是女性。除了秦佳惠，里面还写到了窦小明的母亲，他后来的妻子苏滟，其实里面我最喜欢的人物是苏滟。
北青艺评：对，秦佳惠不太像您小说中的人物，“饥饿的女儿”那个世界很像意大利作家费兰特笔下的那不勒斯，她们身上有着那种出身于重庆或者中国南方地区底层社会的女性特有的坚韧和泼辣，秦佳惠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女神”，我很不喜欢这个词，“神”终究不是“人”。
虹影：我为什么要写秦佳惠这样一个女性人物呢？在我小时候，我的姐姐们都是那种敢想敢做的人，但秦佳惠不是的。在我的记忆中还有一些女人，比如我写到的张妈，在我的记忆深处，我一睁开眼睛，她就在我面前。她是一个别人用几块银元买来的妓女。在1949年之前，她被她的丈夫从武汉买到重庆，因为我们整个院子都是船上的人，都在船员宿舍里面。她没有生育，他们抱养了一个孩子，每天早上她伺候她的丈夫吃饭，但是稍微有点不对，她的丈夫就打她，而且是当着很多人的面打她。我记得，我从很小就开始看她的丈夫用胶底很厚的皮鞋踢她，她可以做到一声不吭。她的脸都发白，我知道很痛。这样一个人在整个大杂院里没有话语权，在家里也没有，当有人欺负我的时候，她看着，之后她会对我很好。比如，她给我看的第一本书少儿不宜，其实她也不识字，她说这是一本书，我喜欢看书，她就送给我。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被吓坏了，不敢看完就还给了她。我每次想起这个人，在我的整个童年生活里面，一个人对我投来关注和关心的目光，而且用实际的行动在表示她跟别人不一样。她的结局非常惨，上吊自杀，因为她的丈夫后来死了，她的儿子又对她不孝顺，继续认为她应该是被侮辱、被欺负的人。她死的时候我不在，我的姐姐写信告诉我说，张妈上吊自杀了。
作为母亲，作为妻子，作为女人的个体在这个世界上存在，我们现在可以生活得很好，可是我们作为女性，我身边的女编辑、女教授，她们都得负责家务，她们都得操心，为父母、为孩子，没有一个是轻松的，我们做的工作比男人还要多，但是我们承受的东西是不应该只让女性承担的。我写到秦佳惠的时候，她的生活已经低到不能再低了，在我从小的生活当中，我特别希望有一个人为我站出来。所以，现在我虚构了这样一个武士。
女性主义三十年
我大概经历了三次蜕变
北青艺评：提到女性，这确实是您创作中的一个关键词。九十年代，一大批的女性作家以一种独特的女性意识的表达形成了女性主义创作的一个高峰时期，其中也包括您的作品，到今天三十年过去了，从《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到今天的《月光武士》其实也可以看到一种变化，担心别人说您变得不够尖锐了吗？
虹影：这个问题有一次和谢友顺讨论过，所以才会有他的那句评语“唯有雌雄同体的灵魂，才能用心测量人性的边界。”我想我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在我小时候，觉得男人太可怕了，他们对待女性的方式是非常无人性的，所以我小时候根本不想结婚，也不要生小孩。那大概是在我二十岁左右，我大概怀着一种对抗的心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成为一个母亲。
第二个阶段大概是在伦敦的时候回到中国这一段，没有孩子之前。我一直在思考女性和男人之间这种关系，那段时间我写了《K》，还有“上海系列”的小说，都在试图提出这个问题。世界上的问题是没那么容易解决的，我是要继续保持和男人的敌对关系，还是说采取一种更宽大的方式来理解自己和男人。《好儿女花》大概是这个阶段的作品吧。
有了孩子以后，好像没有那么特别针锋相对，但是实际上可能是更厉害......您懂我的意思对吧。我认为男女之间关系不是那么太简单，说到底，要紧的还是平等的精神。女性好的东西都不能失去，首先是经济上的地位，您一定要有保证才谈得上其他的。但是最初，我可能不是那样，第一我很恨男人，第二特别喜欢暴露身体。
北青艺评：对，当时“身体写作”我记得引起媒体很大的争议，其中一些反抗有一种很极端的东西在里面。到了现在这部《月光武士》，您在书写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时让我想到了《纯真年代》，对欲望的书写似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作为一个从那个年代走到今天的女性主义者，您怎么看今天公众号上无所不在的女性表达？
虹影：比如说李银河吧，我觉得她特别有意思，仅仅是从审美上来讲，您会发现她现在更偏向于她早年反对的样子，比如她穿的衣服，她的打扮，到了今天好像有一些东西更回归女性本身的美。以前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您需要打扮得中性一点，比如我穿高跟鞋，可能一些人是不屑的。就是说，不要去装，你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过去可能有一些是扮演出来的吧。
北青艺评：对于您自己而言呢？那个时期会有表演性吗？
虹影：我们最早的时候都是愤青嘛，因为解冻之后那一代人，就是这样生活的。我写窦小明整个流浪过程，就是因为我特别熟悉，我就写了一批人，一会儿到这个地方去，一会儿到那个地方去。
北青艺评：就像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在《好儿女花》这部作品中，一个成长于60年代美国加州，经历过68年解放运动的中国男性和一个经历了中国80年代启蒙运动的女孩走在了一起，他们去探索爱的各种可能性，今天看起来这也是非常先锋的，这也是您提到的“迷茫时期”的代表作。
虹影：萨特和波伏娃只能存在于那个时代，如果换到现在也是进行不下去的。现在这个时代我认为人更关心我们的精神领域。
北青艺评：说到精神领域，九十年代那批女作家，有的轰动一时之后就消失了，几年前有新闻说卫慧似乎着迷于某种神秘主义，只有您还在坚持写作。
虹影：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写东西的时候我什么都不太想，《月光武士》里的人物很多，他们像流水一样出现，这么多人好像没有谁是坏人，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特别穷，但是穷得特别快乐，我写了一些活得有滋有味的人，就是那种邻里乡亲之间温暖的东西写出来了。
北青艺评：小说里很多重庆方言的使用，比如“大粉子”，就是“大美人”的意思？
虹影：我在这部小说里面方言使用比较节制，没有早期那么多。因为这里面也涉及到变化，如果您现在去重庆，他们已经不太说方言，而是椒盐普通话。
北青艺评：除了小说，您这些年还写了各种不同的作品，对于不同的写作您会有分别心吗？
虹影：我想是有的。童书是给孩子的一个礼物吧，陪伴她长大的一个过程，写这些书也非常快乐；写剧本，对于我来说是工作；写散文的时候还是比较享受的，包括写诗歌，我都觉得特别高兴。那是一个让您特别愉悦的过程。但写小说呢是什么？写小说是一个思想的过程，真的是要思想，因为我写小说首先是有一个梗概的，一般一两万字，就像盖房子打地基一样，打完了之后，然后我就每天按部就班。
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有两个情景让我终身难忘，都是新书发布会：一次是在北京，我没有任何经验，出版社也没有，找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但是来了很多人，那个时候和现在完全不同，很多喜欢这本书的评论家是自发的，媒体也是自发的；还有一次是在重庆解放碑新华书店，读者太多，他们就像看摇滚歌星一样，特别疯狂，人群对着我大喊，您写了我们的故事。那个时候，我就跟自己说，作为一个作家，一生也不要写差的东西。
虹影，著名作家、编剧、诗人、美食家。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一。代表作有长篇《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K：英国情人》《上海王》；诗集《我也叫萨朗波》；童书“神奇少年桑桑系列”、《米米朵拉》（四本）等。有六部长篇被译成30多种文字在欧美、以色列、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出版。许多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其中《上海之死》被娄烨改编为电影《兰心大剧院》。长篇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获台湾1997年《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K：英国情人》被英国《独立报》评为2002年十大好书之一。2005年获意大利的奥斯卡文学大奖“罗马文学奖”。《好儿女花》获《亚洲周刊》2009年全球中文十大小说奖。2009年被重庆市民选为重庆城市形象推广大使。
来源：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