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仅仅使用了一个例证，就使这一说法几成定评，并在社会上影响深远。虽然，在所持观点上，朱的认识与胡适的主张并不矛盾。婴醉目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熟视，断其妻颈，遂持巾去。这段只有六十九个字，写了三个人物，在紧急状态中的举动、心理、感情。第二天女子死了，而其夫病情从此开始大为好转并趋于痊愈。年轻女子的事迹在社会上大为传扬，袁世凯得知后亦颇为感慨，就想为女子挂匾，题辞表彰。
胡适晚年的思想和趋势?白话比文言简洁，这是胡适亲自从白话身上开发出来的一大优点胡适仅仅使用了一个例证，就使这一说法几成定评，并在社会上影响深远，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胡适晚年的思想和趋势?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胡适晚年的思想和趋势
白话比文言简洁，这是胡适亲自从白话身上开发出来的一大优点。胡适仅仅使用了一个例证，就使这一说法几成定评，并在社会上影响深远。
胡适的例证来自胡适的一个经历。大概是在三十年代，胡适当时在上海。其时清华正闹学潮，就有人想把胡适请出来做清华校长，胡适拒绝的态度是明确的，因而拍发了一个白话电报："干不了，谢谢。"
胡适认为这五个字的电报简洁而又明白，而这又是文言无法比拟的。直到晚年，胡适还对自己的这个电报还叹置不已（见《胡适之晚年谈话录》）。有一部知名电影就把此事变成了电影情节，似乎白话优越于文言，根本就是一件确凿无疑的事。
历史上的事情总会在不经意间重复出现。1946年夏，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给赵元任发电，要其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就采用了胡适的回电："干不了。谢谢！"本来已经辞掉哈佛教职准备到中央大学任教的赵元任，面对不断催促其出任校长的电报，索性就不再回国了。
白话真的就比文言简洁吗？对这个问题，其实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有没有人向胡适叫板的？有，此人就是汪懋祖。他曾留学美国，一度当过北平师范大学校长。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中说他，"白话文方盛行，而典存有意保存传统古文"。所说"典存"，即是汪懋祖。
汪认为文言能"一字传神"，而白话是"粗笨之工具"，文言当然会比白话"省便"。时间当在一九三四年，汪所提供文言优于白话例子是这样的，"以'如之何'与'怎么样'为例，以较其难易，今请以此二词付之默写测验。予即自试，草写'如之何'三字，时间一秒半，草写'怎么样'三字需七秒半，时间相差六秒。文言之省便，毋待哓哓"。
在汪看来，"如之何"为文言，"怎么样"为白话，若书写两者，后者要比前者多费六秒，因此而证明完毕，文言比白话"省便"。这实在是一个很笨的比较，让人难以置评。胡适评价此说为"武断"。
关于文言与白话谁更简洁的问题，有两个人在无意间，都曾触及这一问题。
其一便是刘半农。他是五四时期能为文言说些好话的新文学阵营中的极少人物之一。
刘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有这样的观点，"但就平日译述之经验言之，往往同一词语，用文言一语即明，用白话则二三句犹不能了解"，这其实是说，文言在表情达意上更能简明而显豁。
再有便是朱自清。其《中学生的国文程度》有这样一段话，"现在应用这种文言的，报纸是大宗，其次是公文，其次电报和书信。但报纸用白话，胡适之先生早就在提倡；只因办报的人总怕篇幅太多，印刷太贵，不愿马上全改成白话"。
朱自清在客观上提供了一个事实，就是在社会上是有一部分人，是真真实实地认为文言要比白话"省篇幅"，要简洁。虽然，在所持观点上，朱的认识与胡适的主张并不矛盾。刘半农与朱自清在无意间，就都成了胡适的反对派。
其实，文言不仅能比白话简洁，而且能简到白话难以想象的程度。
就以林纾所译《茶花女》为例来说明吧。针对林译，胡适曾有这样客观的评说，"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来没有这样的成绩"。
林译小说文言之简捷，可能更在胡适想象之外。
就说为胡适所误解的那句，是写茶花女的，"女接所欢，媰,而其母下之，遂病"。这句话若是用白话叙述，就要有茶花女是如何接客、如何意外发现有孕、其母如何帮助她堕胎、而其又是如何因此而患病的，这总要一小篇，据钱钟书统计，哪怕是小仲马原书，这一段也用了211字，而林纾用12字就全部完成。不仅如此，这12字中最不可忽略的一个字便是"媰"，绝不可草草看过。
"媰"在《说文》所说的《尚书》中，本就有要求为政治民者对弱势群体要有"合由以容"的体恤之意。
林纾在这里使用这个古色斑斓、古雅不俗之"媰"，一是陈述茶花女有孕之事实；二是说茶花女非是一般的风尘女子；三是说茶花女虽是婉娈依门之女子，但作者的同情与尊重是没有离场的。
司马迁曾用"有身"或"孕"，班固曾用"饮药伤堕"，但这些只能表达"媰"一个方面的语意，若说一字三义，内涵有这么丰富的意思，恐怕在全部汉字中挑不出第二个。当胡适轻蔑地误"媰"（人文意义上的）成"珠"（世俗意义上的）后，致使林纾所有良苦用心便一齐全失。把"媰"之用说成是文言所能达到简捷的极致，恐怕是不过分的。
就再看看当代作家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吧。当代作家中带有书卷气的，孙犁算是一个。当代作家差不多都是被白话征服的一代，而有书卷气的当代作家，可能就没那么容易被征服。
孙犁有一篇《读〈沈下贤集〉》的文章，就触到了文言与白话谁更简捷的问题。孙犁重点谈到沈下贤的《冯燕传》。这篇人物传记全文共四百五十五字，其中最重要的一段这样写道：
燕伺得间，复偃寝中，拒寝户，婴还，妻开户纳婴，以裾蔽燕。燕卑脊步就蔽，转匿户扇后，而巾坠枕下，与佩刀近。婴醉目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熟视，断其妻颈，遂持巾去。
这段只有六十九个字，写了三个人物，在紧急状态中的举动、心理、感情。孙犁认为其中"燕卑脊步就蔽"六个字，写得最为灵动，"人物情状，如在目前"。这是一个具有三角关系的故事，最后形成一个出人意外的结局。
孙犁对唐代作家沈下贤的体物传情之妙叹赏不已，他最后评论道，"如果放在今天开拓型作家手里，至少可以写成十万字的中篇小说"。一边是四百五十五字，一边是十万字，谁更简捷不是一目了然了吗？孙犁亦从一个小说家的角度，表达了对于文言的真诚敬意。
如果只说文言比白话简捷，这完全是把文言说小了。简捷以外，文言白话之别，有时更是一种境界的不同。
据说乾隆第四次下江南，为一新建的苏州园林命名，乾隆挥笔定下"真有趣"三个大字。众人不由得面面相觑，因为这三个字不只是大白话，而且有口语意味，以此当作人文荟萃之地苏州园林的名字，这不是有点儿戏吗？
纪晓岚不愧为大才子，有应变之才，他求乾隆把中间的"有"赏赐给他。这样，这座苏州园林的名字就变成了"真趣"，不只境界上了几个台阶，简直都有哲理意味了。
唐浩明小说《杨度》把这一段写进了小说，并借王闿运之口评论道，"把三个字合在一起，便是一句最浅最俗的话；把它分成两处，一则涵盖宇宙，包罗万象，一则趣味蕴藉，古朴典雅"。这是中国文字之妙，这也是文言与白话之别。
小说《杨度》另外还写到一则袁世凯靠文言命名露脸的小故事。
那时袁还在山东当巡抚。费县有一年轻女子，过门不久丈夫便得了重病，只剩奄奄一息了。这女子就决定与其夫一起去死，就吞下了金块。
第二天女子死了，而其夫病情从此开始大为好转并趋于痊愈。年轻女子的事迹在社会上大为传扬，袁世凯得知后亦颇为感慨，就想为女子挂匾，题辞表彰。
幕僚们所拟题多陈腐套语，袁世凯一概不用，最后亲自题上"一死回天"。
对于女子来说是"一死"，对于男人来说不就是"回天"吗？
这类凝缩性的文言，不只是简捷，重要的是简捷之外还有余韵与余味。在这种状态下，语言就不仅仅是一种工具了。
这种带有人文性的简捷，既是一种简括，同时又是种德性的表彰，至此境界，就是白话无论如何也难以达到的了。而带有人文性的表述，这恰恰就是"文言"的题中应有之意。
再回到文言与白话谁更简捷的问题。其实就是胡适对这个问题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也是游移的、前后矛盾的。众所周知的"干不了，谢谢"，胡适似乎表明了明确坚决的态度；但此事还有续集。
1945年8月24日，胡适从纽约给毛泽东发一电函，中心意思是要为民族大局着想，呼吁国共两党停止内战。这封电函长有220字左右，是用文言文写的。
那么，胡适为什么要用他所鄙视的文言呢？当时从纽约往中国发电报是很费钱的，胡适后来的解释是，之所以用文言，"是可以省字，节省电报费"。
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胡适用自己的矛攻破了自己的盾，别人还能说什么呢？
顾炎武曾对古代文章中的繁简之辩至为厌烦，顾亭林云："辞主乎达，繁简之论兴，则文亡矣"。他指出繁简讨论的无意义性，这确是一种极通达的见解。
至于文言与白话谁更简捷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无意义的问题。
20世纪理所当然是一个白话的世纪，这是一个时代的潮流，这也是任谁难以阻挡的事情。
文言有文言的擅长与特性，白话有白话的擅长与特性，但看到文言的没落，墙倒众人推，就采用打死老虎的办法，把白话并不擅长或没有的长项硬加到白话身上，这于汉语的长远发展与建设，没有丝毫益处。
参考文献：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钱穆
《胡适日记》
《杨度》唐浩明
《耕堂读书记》孙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