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之女、区小队长高山女扮男装参军，被派到青年英雄排担任副排长，与排长雷振林发生争执。部队将开拔，雷振林将心爱的指挥刀送给前来送行的高山。形势日趋严峻，二人相互扶持。电影中两位烈士的原型是共产党员周文雍与陈铁军。最终，她成为一名卫生员，如愿成为丈夫的亲密战友。江姐上华蓥山传达上级指示，也将与久别的丈夫团聚。他们身穿解放军新军装，挥舞着红绸带，与上海民众载歌载舞欢庆胜利。
烽火中的爱人?原标题：烽火光影中的红色恋情图片制作：李 韬，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烽火中的爱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烽火中的爱人
原标题：烽火光影中的红色恋情
图片制作：李 韬
在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有许多同时讲述了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在叙述这些“红色恋情”时，“红色”始终是主题和主导力量，“恋情”则服从于革命进程，体现出强烈的革命性。在这些影片中，爱情在烽火硝烟中尽显血色浪漫。
一
在革命历史题材故事片中，革命者之间的爱情多是在革命过程中产生，相同的革命志向与生死未卜的斗争环境，成为培育“红色恋情”的土壤。
1959年，《战火中的青春》上映。烈士之女、区小队长高山女扮男装参军，被派到青年英雄排担任副排长，与排长雷振林发生争执。一次战斗中，雷振林被敌人包围，高山冒险营救，身负重伤。雷振林探望高山，才得知她是女儿身，由衷钦佩。部队将开拔，雷振林将心爱的指挥刀送给前来送行的高山。高山深情叮嘱他常写信来，她等他胜利的消息。影片展示了出生入死的青年军人之间纯真的战友情与同志情，朦胧的爱情也在战火的洗礼下尽显珍贵。
在一些取材于史实的影片中，也有不少讲述地下党员假扮夫妻掩护身份，逐渐产生真挚情感的故事。
1958年上映的《永不消逝的电波》，以烈士李白及其妻子裘慧英为原型。影片讲述了延安解放区电台政委李侠乔装商人，与上海地下党指派的纱厂女工何兰芬假扮夫妻，进而潜伏上海开展地下情报工作。形势日趋严峻，二人相互扶持。随着一份份重要电报发至延安，爱情之花悄然绽放，二人也从“假夫妻”变为“真相爱”。生死关头，李侠发出最后一封电报：“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这亦饱含着对妻子的无尽深情。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1980年上映的《刑场上的婚礼》中，刑场作礼堂，枪声作礼炮，木棉作礼花，男女主人公面对敌人枪口毫无畏惧，在生命最后一刻举行婚礼。电影中两位烈士的原型是共产党员周文雍与陈铁军。片中，中共广州工委书记周文雍受党组织委派，与中共广东区委妇女委员会委员陈铁军假扮夫妻，在广州建立秘密联络点，传达党的指示。影片并未在二人情感上过多着墨，而是侧重于展现二人在残酷现实中所进行的革命斗争，但恰恰是出于对共同理想的追求，他们才在险恶环境中收获了纯真高尚的爱情。
上述影片延续了从“相识相知”到“相恋相守”的叙事模式，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放在革命故事之后展开，贯穿“革命是爱情的底色”这一叙事准则，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精神。
二
在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中，“红色恋情”扎根于坚实的历史根基上。革命在剧情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此基础上所发生的爱情故事也是革命故事的一种补充。先战友，后爱人，共同的信仰是男女主人公产生爱情的心理基石，其次才是两厢厮守的个人愿望。
1957年上映的《柳堡的故事》中，副班长李进与二妹子的爱情故事从二妹子想参军开始。她向李进打听新四军女兵的情况，向往革命的热情便是她爱情的序曲。革命是他们相识相知的前提，也是相恋相守的心灵慰藉。正是怀揣着革命终将胜利的信念，即便部队出征归期未定、柳堡的斗争日益残酷，李进与二妹子也能够坚守着这份情感。重逢之日，曾经青涩的小战士、小姑娘已成长为优秀的军人、党的好女儿。李进朝着船上的二妹子高呼：“田学英同志！”这声“同志”，便是最动人的爱情赞歌。1963年上映的《红日》中也有类似情节。部队即将北撤，阿菊向丈夫杨军表达想要参军的意愿，但综合考虑后，她还是留在家乡和乡亲们一起斗争。不料，家乡沦陷，阿菊翻山越岭从苏北抵达山东解放区，再次坚定地告诉丈夫：“我一定要参军！”最终，她成为一名卫生员，如愿成为丈夫的亲密战友。
《红日》中“阿菊寻夫”展现的是革命感召下对爱情的追随，而1974年上映的《闪闪的红星》则体现出共同奋斗目标指引下对爱情的坚守。冬子父亲潘行义随红军主力部队离开当晚，向冬子妈描绘了革命胜利的光明前景。这样的美好愿景支撑着冬子妈带领群众与恶霸地主胡汉三斗争。她始终坚信映山红开遍时，红军定会回来。在她心里，潘行义既是丈夫，也是革命指路灯。两人虽分隔两处，但有“党”这条线牵引着，冬子妈对丈夫的思念升华为对党的忠诚。
在这些影片讲述的故事中，险恶艰辛的战争环境，孕育了携手并肩的革命情义。爱情的火种在革命的炮火中被点燃，爱意也在并肩作战的过程中愈发浓烈。
三
革命历史题材影片首要主题是革命，其中的爱情故事不能脱离主线独自演绎，也不能将其作为生死攸关战场上相对平静舒适的“世外桃源”。因此，电影在平衡革命者信仰与个人情感关系时所采取的方式，常常集中表现他们悲痛的“离情”，而非恋人之间的缠绵恩爱。
1963年上映的《野火春风斗古城》，描绘地下交通员银环与游击队政委杨晓冬的爱情时，着重渲染了他们的两次离别。由于杨晓冬的母亲被叛徒出卖，银环在焦急中不慎暴露了与杨晓冬的接头地点，导致杨晓冬被捕，眼睁睁看着杨晓冬被敌人抓走。对银环而言，杨晓冬既是革命领导，也是爱慕对象，所以杨晓冬被抓意味着她要承受革命事业与个人情感上的双重痛苦。第二次离别则是争取敌团长关敬陶成功后，杨晓冬要奔赴新岗位。落日余晖下，杨晓冬在郊外与银环道别，银环握着两人的定情信物深情地望向杨晓冬远去的背影。坚毅忠诚的革命信念与含蓄婉约的真切爱情，在离愁别绪的衬托下更加感人。
《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离情是绵长细腻的，1965年上映的《烈火中永生》则展现出革命者悲壮的“死别”。江姐上华蓥山传达上级指示，也将与久别的丈夫团聚。在进山途中，江姐看到的却是丈夫被砍头的布告。虽与爱人阴阳永隔，但江姐把满腔悲痛转化为对敌人刻骨仇恨，以愈加坚毅的信念投入革命洪流，用生命谱写了“红色恋情”中悲壮的篇章。
爱人离别是这些影片中令观众动容的情节，与历史情境也是吻合的。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革命者们将离愁别绪转化为奋斗动力，即便失去挚爱，也保持钢铁意志，随时准备与敌战斗。
四
在完成对革命主题的阐述和英雄形象的塑造后，有些影片还运用想象设计团圆结局：革命胜利时刻，革命恋人重逢，喻示着他们的爱情与生命重获新生。
1980年上映的《今夜星光灿烂》，以走投无路、准备寻死时被解放军战士小于救回的玉香的所见、所闻、所感为主线，对战争与爱进行了细腻描绘。玉香与小于之间的情意通过一个馒头、一个眼神以及数次欲言又止予以呈现。遗憾的是，直至小于牺牲，玉香也没能等来那句表白。电影以梦境形式给这份感情补上了一份圆满结局：在喜气洋洋的氛围中，玉香身着凤冠霞帔与小于拜堂成亲，并接过了连长赠予的军装。片尾，历经战火锤炼的玉香成长为一名解放军战士；灿烂的星光下，小于走来，庄重地向她敬了一个军礼，深情尽在不言中。
1998年上映的《红色恋人》片尾，早已牺牲的靳与难产而亡的秋秋双双走在庆祝上海解放的秧歌队里。他们身穿解放军新军装，挥舞着红绸带，与上海民众载歌载舞欢庆胜利。影片采用想象式表达，给逝去烈士以圆满幸福的结局，寄托着观众对先烈的无尽崇敬，“浪漫”结尾使得烈士品格在影片叙事中得到升华。
身死却精神不灭，是这类影片独有的浪漫，是一种被融入宏大历史情感中的浪漫。影片中，主人公们以无限忠诚，将自己写进红色历史。
总的看，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在叙述“红色恋情”时，结构上延续着相识相知、相恋相守、生离死别、胜利重逢的基本样式。在讲述革命历史故事的同时兼顾观众审美期待，使得“红色恋情”成为红色经典影片中的动人篇章。（■贾磊磊）
(解放军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