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成为了无数人热议的方向。秦的制度就要先进一些，虽然依旧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仍属于官学体制，可适用范围却大大扩大。杨悫去世后，学生戚同文继承其志，坚决不做官，立志将睢阳学舍发扬光大。这份成绩积攒至神宗时期，改科举为一科后，迎来了硕果，弟子居高位后，不仅介绍大儒寄居讲学，甚至为书院求得官方资助，使睢阳学院
每年高考季，填报志愿一定是当时最热的话题之一，上哪所大学，前途是怎样，师资如何，教学环境好坏……都成为了无数人热议的方向。
在哪里读书事关未来前途，这几乎是自考试在中国诞生以来，所有读书人的共识，哪怕在古代其实也不止是自己埋头苦读，一样有“填报志愿”的苦。
自宋代开始，私立书院开始崛起，以“高本科率”迅速闻名全国，打响了“名校选择第一枪”，让天下许多读书人魂牵梦绕的同时，提前感受了后世学子择校的纠结。
读书那些事儿1、“官学”
“大学”，这个称呼很早就有了，几乎与“太学”同时诞生，有时还混为一用，这是因为最早的“学”并不是我们理解的“学校、学府”，而是一个综合性场所，集“祭礼、军礼、学礼，及望气、治历、养老、习射、遵贤之典”于一身。
这是因为古人建造宫室修建困难，大型活动场地匮乏，因此将许多活动放置在一起，“明堂、太庙、太学、灵台咸为一地”。
到了西周，生产力发达，宫室林立，大型活动都有了各自的场地，“大学和”“太学”也渐渐独立出去，有了专属的场所，且它的含义变为特指“学府”。
当时的“大”还不是指规模大和等级高，而是和“太”一样代表了最高等级、最权威、最尊贵，因而西周最早的“大学”是只对贵族子弟开放的，目的是使统治阶级的贵族变得能够去良好地统治，从这一属性来看，自然不会对别人开放。
秦的制度就要先进一些，虽然依旧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仍属于官学体制，可适用范围却大大扩大。
商鞅变法时，曾提出“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秦国境内各处设有“学室”，凭借军功建爵脱离平民队伍的人可以选择进入其中学习，学成之后，不仅可以保有封田，还可以转民为吏。
虽然秦吏在真正的统治阶级面前，并不算是真正的贵族，但商鞅抬高了他们的地位，让他们学习秦法，用法来参与国家治理，本质依旧是贵族，也说明了“秦学”依旧没有脱离官学的范畴。
到了汉代境遇又不同，汉在中央重新设立“太学”，是为中央最高学府，各郡国实行察举制，遴选“博士弟子”，送入太学学习一年，学成可各回郡国为官。
其后各朝各代，无不如此，即便察举制变为了科举制，学生弟子也是自各地遴选，进入太学或者国子监，经过学习，或是继续参加考试，或是直接为官。
官学的存在像上世纪分配工作的专科学校一样，并且更加夸张，毕业送一份“铁饭碗”工作。
存在这样的官学，似乎很难想象“私学”究竟有什么样的竞争力，在宋代打败官学成为教育界扛把子，成为学生们心中的顶级学府。
2、“私学”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话放在何时何地都适用，自古到西周一直都是统治阶级垄断知识和受教育权，平民不免有怨言，可这份垄断随着西周强而有力的统治秩序，十分难以打破。
直到东周“礼崩乐坏”的到来，东周周天子权力衰微，各地诸侯“群起而反”，相互攻伐吞并的同时，小心翼翼地试探天下人对“僭越”的反应。
就这样“摸索”着，“圣人”孔子发出了对“礼崩乐坏”的感慨，一开始他身体力行号召诸侯重新“尊周复礼”，可这显然不切实际，后来孔子决定开私学，将自己的学说传播天下，让更多的信徒影响舆论，说服天下诸侯重新“宗周”。
跳出本身逻辑来看，孔子这一行为本身其实就是一次“礼崩乐坏”，孔子“有教无类”，带动了春秋时期拜师学习的风气，推动了私学的诞生，对坚固的官学体系以及统治阶级专有受教育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从某种意义上说，推动了周朝统治的瓦解。
回到教育上，有孔子起头，后面百家争鸣的出现就不奇怪。诸子对治国的讨论，大大拓展了诸侯治国的视野，为中国政治发展道理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方向。
渐渐地，有诸侯开始采纳诸子的建议治国，在大受成功后，诸子学派门派在各国开始“走俏”。各国开始不光比拼军事实力，更加注重对人才的使用。
这种演变的风气直接催生了中国最早的带有私学性质的官办高等学府——稷下学宫。
齐桓公的儿子齐威王，由于老爸太猛，导致他对争霸的事情完全提不起兴趣，反而坐享其成，整日宴饮，沉醉美色。
在邹忌、淳于髡的激励和劝谏下，他才重拾雄心壮志，以“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为铭，发奋图强，重现齐国荣光。
为了快速赶上诸国，他采纳意见，广招有识之士，设稷下学宫以聚之，下令供职于稷下学宫的稷下先生们，地位尊崇，厚资供奉，只需提供建议，便可自由治学，如果建议采纳且有效，齐威王当即大行封赏。
重赏之下，诸子群聚稷下学宫，治学之余，效孔子所为，广收门徒以教，不设门槛，各自选拔累学生上万人。
后来这些学生也被齐威王纳入“体制”，因此这座官私混合的学府，完全变为了官学，但这一样改变不了稷下学宫在“私学”界的影响。
到了秦汉，稷下学宫这类学府就丧失了生存空间。
上文提到，秦以“法”治国，而“吏”又是“法”的化身，它的存在相当于规范全天下人的“老师”，那么私学怎么还有存在的必要？
看看“焚书坑儒”可知，作为史上第一个封建大一统王朝对中央集权，统一思想的追求近乎执念，怎么放任跟“法”有相冲的私学出现，有“学室”和“吏”足矣。
汉则是实行了察举制，读书不再通往上升的道路，孝行才是，根本就没有私学生存的土壤。汉武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察举没有变，只是对思想进行了束缚。
隋唐兴起了科举制，但无论是隋还是唐，士族门阀势力顽固，知识被士族垄断，科举虽然打击了这种情况，但当时的科举并不成熟，科举科目高达一百多个，门槛低，“专业性”也差，上升渠道众多，诞生私学众多，但影响不大。
五代十国时期，官学崩坏，私学昌盛，但时局混乱，战乱不休，私学多而不盛。
宋对于私学是一个关键时代，不仅科举制走向成熟，并且开国就定下了文官地位尊崇的基调，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四大名校”1、科举改革
宋代科举有几个明显的改革。
首先是，扩大录用规模，不同于唐代最多不过30人，宋代有了“进士及第”、“进士出身”、“赐同进士出身”的说法，最高曾经一次录用600人左右；
其次，规范阅卷方式，唐代虽然也会糊名阅卷，但是会出现阅卷官熟悉考生笔迹的情况，于是宋代阅卷会请专人誊抄后，再次将试卷糊名；
最后，对考试内容进行了改革，只取进士科一科，且废除诗、赋等纯文学内容，将经典理解与策论考核一同考核。
虽然宋代的改革依旧不完美，但它却是最适合私学繁荣的制度。
2、四大学府
科举扩大取用范围无疑是让士子振奋的一件事，但是只一科考试的内容预示了考试内容的深度远在前代科举之上。
事实也正是如此，单一科内兼具文学与政治，时人兼通兼精者寥寥，非老师领路无以入门。国家如此取材，有其目的，但也苦了当时的学子，也苦了唐代以来教授浅显学识的私塾私学。
这个时候，历史悠久的书院就体现出了优势：悠长的历史积累了大量前人注释的典籍，帮助学生深度理解经典；多年积攒的人脉优势，可以复请通过科举的臣子讲学；国家改革科举，需要为士子指明道路，对于老牌学府有特殊的帮扶……
四大书院中的应天书院就是如此。
应天书院又叫睢阳书院，位于今天河南商丘睢阳。北宋建都汴梁，商丘改称应天府，因而睢阳书院又叫应天书院。
应天书院历史比之宋代还要长，大概建立五代时期，五代私学鼎盛，商丘人杨悫不求闻达，长志授徒，受将军赵直庇护后晋时始建睢阳学舍。杨悫去世后，学生戚同文继承其志，坚决不做官，立志将睢阳学舍发扬光大。
戚同文教授学生不留余力，赵直又敬师徒两代人恪守教学，屡屡帮助睢阳宿舍扩建。
凭借着这份底蕴，戚同文学生中进士56人，官至丞相者数人。这份成绩积攒至神宗时期，改科举为一科后，迎来了硕果，弟子居高位后，不仅介绍大儒寄居讲学，甚至为书院求得官方资助，使睢阳学院一跃成为比拟太学、国子监的存在。
范仲淹为母守丧，暂居应天府，时晏殊知应天府，便向范仲淹邀约，在随阳书院教学，范仲淹欣然应往，留下一段佳话。后人亦以睢阳书院教书为荣，睢阳名声一发不可收拾。
睢阳书院的成绩也没有辜负它的名气，“七榜五十六人”，梅尧臣、欧阳修等名臣也曾在此读书。
出了成绩，优秀校友限时返校执教，英才聚集，形成了一个优秀的人才培育循环，睢阳书院堪称“北宋清华北大”。
离睢阳书院不远的嵩阳书院，发迹与睢阳书院有异曲同工之妙，且更加受赵宋喜爱。五代始建书院，凭借着悠久的历史，被赵宋立为典型，赐印本《九经》，天下士子闻名云集学习。
司马光、程颢、程颐等大儒讲学后，形成了与睢阳一样的培养“闭环”。
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则是完全占了“公立”的优势。
南宋大理学家，宋明理学奠基人之一，朱熹创建了白鹿洞书院，一经开院，便向朝廷奏请赐额以及御笔亲书，官方背书加上大儒开创，放到现在，相当于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爱因斯坦突然向美国政府通报自己要开一间学院，希望美国政府背书。
通过这个比喻，可想而知当时白鹿洞书院开院的轰动。
至于岳麓书院则是太守亲自奏请设立，虽建于北宋年间，但战乱未扰，长久平安之下，累积名声，得以并称“四大书院”。
综合来看，四大书院的扬名有时代因素，有官方因素，也有长久历史演变使然，一如历史上任何一个青史留名的事物。
参考文献1、《礼记》
2、《周礼》
3、《云梦秦简》
4、《中论》
5、《宋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