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在医院打点滴，撞了她的皮卡司机提了一箱牛奶来看望。中午，19床住进了一个新病人，男性，来自双溪镇，年纪大概六十左右，下午两点半做手术。因无其他症状，征得医生同意后，18号晚上可以回家睡，第二天再来医院打点滴。体温枪对准18号的额头，显示37.8。下午两点，19号病床前终于迎来了片刻安静，亲戚们走了一大半，只有黄衣女士和一名叫作阿花的婶子在病床前陪护。
新来的18号除了眼角发肿并有大块淤青外，无别的症状。白天在医院打点滴，撞了她的皮卡司机提了一箱牛奶来看望。
中午，19床住进了一个新病人，男性，来自双溪镇，年纪大概六十左右，下午两点半做手术。他的疼痛来自腹部，根据其所描述的痛感，像用锄把铲着肉似的，大概同母亲前两日的痛类似——比生孩子还痛，虽然这辈子他都没有机会怀孕并体验生孩子的痛。
13:00，医生来做术前准备，19号的疼痛加剧，脸色惨白，声音嘶哑。隔着帘布，医生的话传进我的耳朵：“早点来就少受些罪。”我能肯定，这句话在医院出现的频率一定是居高不下的，我母亲做手术那天，主治医生也这么说过。
13:25，再过5分钟，19号病人就要进手术室了，因情况紧急，手术时间提前，他的独生子还没赶来医院签手术同意书。病床前的儿媳，紧紧拽着手机，焦急、不安，无济于事。在儿媳的不断催促里，我能想象电话那头——19号的独生子正骑着小三轮挨家挨户给人送快递，手机又一次响了，是妻子，他接通后照例“喂”了一声。
“爹就要进手术室了，你赶紧交接下工作，赶来医院签字吧！”妻子的声音很急切。得知父亲手术提前，他的心咯噔了一下，将电话拽进口袋，以最快速度安排好下午的工作，赶来了医院……
“他这个时候正有200多个件要送呢，希望客户们能理解每一个因情况紧急而耽误了送件的快递员。”妻子对着窗户似乎在自言自语，但一字一句我们都听明白了。
“大家能理解的，每个人都不容易。”母亲说。
19号坐上轮椅，被人簇拥着前往手术室。
17:25，整整4个小时过去，病床外的天愈发阴沉，细雨悄无声息地开始在四面八方飘飘洒洒。除了床头柜临时买来充饥的面包和一些零食，19号床仍空荡荡的。
18号已经挂完一天的点滴了，她起身穿衣，看了一眼天，仍旧阴沉沉的。因无其他症状，征得医生同意后，18号晚上可以回家睡，第二天再来医院打点滴。
新冠肺炎时期，病房里隔段时间会有护士来检测体温。体温枪对准18号的额头，显示37.8。
“发烧了，有体温计么？接下来自己再测测。”护士小姐走出病房时，18号打通了家人的电话。“一会儿过来带温度计，发烧了，估计回不去。”
二十分钟后，18号的陪护人来了，再一次测温，18号从37.8降至36.8。18号对才发生不久的“发烧”事件抱了一丝怀疑态度，“莫非，护士的体温枪有故障？管她呢！”
18:25，18号穿衣、叠被，走出病房，回家。同一时间，大概19号正迷迷糊糊地离开手术室。
身上的麻药还在作用，如一颗石子，丢进平静的湖面，激起了一圈又一圈暴躁的涟漪。19号在手术车上开始失去控制，像一个任性的孩子，挣扎、嘶吼、谩骂，家人们将他牢牢按在手术车上，推回病房。
我见到他的时候，一群人正簇拥着手术车，就像他赢得了一场巨大的胜利，他安安静静。若不是陪护的黄衣女士（当天，这名女士穿着黄衣，故得名。）聊起这场“暴躁”插曲，我会以为这“胜利”是悄无声息的。
19号的手术经历了整整五个小时，体内插了两根引流管，一根来自腹腔，一根是尿管。事实上，他的病症实在要比家属们想象中的严重得多。疝气，胃肠炎，肠子坏死，肺部也有炎症……
肆鲁迅先生在 《而已集》中写道：“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起初，我不大懂这样的吵闹，直至看了19号，我为这“不相通”的悲欢生出了一丝苦楚。
术后几个小时过去了，19号出现持续呕吐症状，呕吐物先是呈黄色，而后全是绿色。直至中午，其呕吐症状无丝毫好转，主治医生来看过，说是需要将体内的脏东西都排出来，只能吐，或是插一根胃管引流。已有两根管子持续作业，一想到又将有第三根陌生的管子进入体内，19号拒绝了。他继续吐，吐得太厉害了，盆不够用，呕吐物溅了一地，睡衣、床单都湿透了。
术后到现在，19号病床前除了两三个固定的陪护面孔，每天几乎都要来几波亲戚。他们见到19号时，关心脱口而出，责问接踵而至：“之前痛得那么厉害，就要去医院，你看看，现在拖成这样。”我统计过，单是我听到的“责问”大概不下六七句。此时，他的身边围着七八人，你一言，我一语，每个人似乎都成了“最好的医生”。
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只能自己开口说起话来。他的声音嘶哑，身子不听使唤。“你是病人，别说话了。”有人警告他。他哑口无言。
为了换上干净的床单，好几双手将他抬了起来，就像他离开手术车回到病床上时，也有好几双手将气力用在他身上。
“床单先准备好，快快快。”
“脏的床单抽去啊。”
“那个什么椅子，挪开，挪开！”
他被抬起来又放下的过程中，我以为帘布后是闹市，是清晨的菜场，是一群人的手忙脚乱。
从亲戚们的口中，我大概能描摹出19号健康时的样子。家中只有一个独子，干的是送快递的营生，两个孙儿由妻子和儿媳全职照顾。为了减轻儿子的负担，整个双溪镇除草的活计，他都去接，重活、累活，他不在乎。2013年，他的疝气又发作了，到医院看过后仍拒绝了手术。而后，体内的病症就像一粒种子，慢慢生根发芽，茁壮起来。终于，7年后，如蝴蝶效应似的，身体的各个器官开始出现紊乱，就连靠气力过活的双手双脚，也力不从心。身子如预想的一般，垮掉了。
新床单并没有减轻呕吐的痛苦，19号体内的呕吐物仿佛蓄了满满一池，逮着豁口，抓住机会持续往外输送，它们前仆后继，一波接一波，19号的喉管是水道，兢兢业业。
病床前的家属仍在聒噪，他们一会儿谈论病情，一会儿谈论曾经也得过类似疾病的亲朋，嗓门高亢，话题也像呕吐物，一波接一波。
多吵闹啊！
下午两点，19号病床前终于迎来了片刻安静，亲戚们走了一大半，只有黄衣女士和一名叫作阿花的婶子在病床前陪护。
在我见19号的三天里，这个下午是他的身子与精神最惬意的时刻，尽管，这种惬意只维持了不到两个小时。黄衣女士和阿花婶，坐在他的病床前，嗑瓜子，咔，咳，唠，笑，瓜子皮掉了一地。我听见19号的鼾声了，他的病床与母亲的隔着帘布，鼾声从帘布的另一面传来，19号终于睡着了。
他不知道，第二天，他的身子与精神将经受更加难以忍受的苦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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